摘 要： 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新发展理念是这一成果的重要标志, 它在总结中国经验的基础上, 回答了中国进入新时代应该“实现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怎样发展经济?”这一重大战略问题。然而, 经济学界所熟知的经济发展理论是根植于西方经济学的传统, 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构建起来的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对于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发展理论;
Abstract： Marxist development the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The development theory f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new achievement of the Marxist Chinalization, with the “Five-pronged Overall Plan ” and new development theory being the important milestone. It summarizes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addresses two important strategic questions—“What kind of economic growth shall we pursue? And how?” However, the mainstream development theory stems from western economics and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stud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vital to understanding and advanc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both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Keyword： Marxist economic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导言
考察当代中国经济, 我们很容易看到两个基本事实:第一, 中国是世界上近40年来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中华民族正在迎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1) 第二,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探索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 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2) 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两个基本事实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是一条成功的独创之路, 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系统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 不仅是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 也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需要。
关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研究和解释, 国内外学者有不少的研究成果, 但这些研究“具有一个共性, 即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基础, 从劳动力、技术、资本、制度等要素出发, 遵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来研究和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 (3) 西方经济学理论真能解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吗?
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分支, 西方发展经济学形成于20世纪50-60年代, 着重研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 经济和社会结构如何实现现代化。西方发展经济学尽管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 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然而, 它主要是沿袭西方经济学理论, 并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发展起来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曾试图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方案, 却并没有获得成功。西方经济发展理论既不能解释中国过去的成功, 也不能引领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即便如此, 西方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的大学所教授的经济发展理论无不是西方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的课程就只有《政治经济学》 (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 , 以及《资本论》选读。即使是《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选读, 前些年在许多高校也被取消了。更没有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课程。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 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适合市场经济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 (1) 第二, 有些学者即使认为马克思有经济增长理论, 也简单等同于他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2) 第三, 学界一般认为, 经济发展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内容。这些错误的认识导致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极其不足。
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 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五大新发展理念,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思维、新理论、新战略, 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 对于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坚定发展的信心, 推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和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写作目的是, 阐明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 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新成果的理解。除导言外, 本文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 阐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标志性成果, 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中国化的新发展。第二部分, 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思想源泉是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 而不是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第三部分, 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事实基础和理论特色。最后是总结和建议。
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新成果
首先, 经济发展理论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是经济发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发展?”西方发展经济学认为, 经济发展是一个比经济增长涵义更广泛的概念, “经济增长指的是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收入以及国民产值的提高。”“经济发展, 除了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外, 还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工业在国民产值中的比重上升 (以及农业比重的降低) 和城市人口所占百分比的上升。” (3) 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区分开来是一个进步。不过, 他们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解仍然拘囿于比较单纯的经济现象, 因而, 没有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经济发展的论述始终是围绕人及其社会经济关系展开的。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 研究经济发展要立足于“人”, 要深刻理解和全面分析“人的需要”和“人的行为”。这里的“人”不是孤立的个人, 不是西方经济学所假设的“理性经济人”, 而是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并生活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人的需要可以分为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三个层次, 以及个人需要 (包括家庭需要) 和社会公共需要两种类型。人们的经济行为总是与他们的生活需要或能够满足其需要的经济利益相关。经济发展究其最终目的而言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究其经济活动过程而言, 表现为人与人之间, 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变化;究其结果而言, 表现为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增加。所以, 我们需要的经济发展不仅仅表现为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 而应当表现为以人为本的多个维度的变化。
其次, 经济发展理论还需要回答“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这就需要研究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发展的路径、政治和经济制度选择、文化和社会环境、自然条件等等各个方面。西方经济学家通常将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归结为劳动、资本、技术和自然条件“四个轮子”。而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关系中更深刻地解释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发展规律。
中国共产党自十八大以来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这些思想针对中国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科学地回答了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 以及怎样发展经济?”这一重大战略问题, 集中反应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系统认识的深化, 因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新成果。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发展?如前所述, 回答这个问题要立足于人民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鲜明地提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是人的全面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随着时代变迁具体内容可能发生变化, 大的趋势是“需要呈现多样性”,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如果单纯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发展, 尤其是仅仅强调GDP的增长, 那么, 我们就达不到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例如,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 如果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贪污腐化, 文化贫乏, 贫富分化, 环境恶化, 这样的经济增长就达不到发展的目的, 这样的经济发展也不可能持续。
关于“怎样发展”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先强调了发展的重要性,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接着, 报告鲜明指出, “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充分反应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要求。只有坚持创新, 经济发展才能获得持久又强劲的动力;只有坚持协调发展, 才能解决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只有坚持绿色发展, 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才能获得良好的生态环境, 人民才有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条件, 才可能有美好的生活;只有坚持对外开放, 才能充分利用国外市场、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 充分享受外部经济性;只有坚持共享发展, 社会才有公平正义, 人民才能从经济发展中普遍受益。总之, 只有自觉贯彻新发展理念, 才能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 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标志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经历了一个随着中国实践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升华的过程。卢阳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思想的萌芽阶段,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的奠基阶段,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阶段。在萌芽阶段, 虽“未正式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体系”, 但是, 党和政府以及学术界已经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前苏联的经验, 对赶超战略、国家工业化以及农、轻、重之间, 速度、比例、效益之间, 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之间, 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等各种经济关系问题进行了论述。 (1) 改革开放以后,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20世纪90年代, 有的学者曾提出建立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体系, 如洪银兴提出, 应当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是一个开放的和快速发展的理论体系。党的十六大曾提出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 党的十七大提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 十八大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新的发展理念。可见,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新发展理念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进程逐渐形成的。它明确回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美好生活需要,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创新;要处理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内国外之间的关系;要坚持公平正义、共享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等一系列经济发展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思想源泉是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批判性的, 《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批判, 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和必然灭亡的规律, 并因此认为马克思没有经济发展理论。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相关文献中,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中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问题。马克思总是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在他看来,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它以前的生产关系比较, 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它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生产力;不过,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已经不能容纳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了, 因此,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发生变革, 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的研究发现, 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 而生产关系又构成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 并决定着上层建筑。因此, 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 但又不仅仅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 也包括社会生产关系的进步, 以及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系统性改善。不仅如此, 马克思还预见性地研究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例如,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他们指出,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 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 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他们还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发展经济的具体措施。 (1)
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遵循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早在1847年,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对蒲鲁东的教条主义研究方法进行过批判。马克思谈到, “魁奈医生 (他是法国最末一个专制君主路易十五的御医) 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 而蒲鲁东“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面的魁奈”。他批评蒲鲁东从概念到概念、从原理到原理、从思想到思想的研究方法, 指出, “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蒲鲁东只是把经济范畴看作观念, “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 因此是无法理解这些思想的真正来历的。马克思指出,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 即其抽象。”蒲鲁东却“把事物颠倒了, 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这些原理和范畴过去曾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 (2) 因此, 马克思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 非常重视英国历史和当时的经济生活材料。
马克思在1873年1月写的《资本论》第二版跋中, 对当时的德国政治经济学评价说:“在德国, 直到现在, 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 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 被他们……曲解了。”他还说,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 (3) 这些论述说明, 在马克思看来, 研究一个国家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 必须从该国特定历史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
恩格斯与马克思持同样的观点, 他曾写道:“政治经济学, 从最广义的意义上说, 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 各个国家各不相同, 而在每一个国家里, 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 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 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 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 (1)
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内容相当丰富, 下面概括一些主要观点:
1. 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 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马克思在其文献中不仅论述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 而且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这一根本目的的偏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1883) 中评价说,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 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 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 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 便构成基础……。” (2) 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生产能够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 解决温饱等生存问题, 进而满足人的其他多方面需要。马克思将人类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 以及个人 (家庭) 需要和社会公共需要, 因而经济发展的内容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会不尽相同。但无论社会形式如何变化, 物质资料的生产总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内容。
物质资料的生产, 从劳动过程来考察, 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过程;从其结果看, 表现为一定量的产品和服务, 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表现为商品, 即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体。马克思认为, 使用价值是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 价值只是社会财富存在的特定社会形式。经济发展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增长, 首先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种类和数量增加。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社会财富也采取价值形式, 而且价值的最终表现形式即货币成了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商品经济社会普遍采用货币计量财富的多少。这样, 就出现了一个错觉, 货币才是唯一的财富。在商品经济社会, 生产使用价值以满足人的生活需要已经不再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目的了, 经济发展的直接目的变成了赤裸裸的对货币财富的追逐;人们之所以生产使用价值, 只不过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 经济发展的目的在微观层面表现为对剩余价值的追逐, 在宏观层面则表现为维持剩余价值生产的社会条件。这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已经偏离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 但经济规律总是强制性地发生作用。当社会生产因追求剩余价值的需要而无限扩张, 与劳动者的消费需求因同样的原因而绝对和相对缩小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 经济危机就会爆发。
2. 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与度量
要评价和度量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 需要正确地理解经济发展的内容。如前所述, 无论社会形式如何变化, 物质资料的生产总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内容。马克思的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学说表明, 在商品经济社会, 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 从其结果来看, 一方面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 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的形成过程。因此, 评价和度量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 首先可以从该社会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的数量和种类方面进行。其次, 可以从该社会所创造的价值量方面进行。正如马克思所说, “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 两件上衣比一件上衣多。……然而随着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 它的价值量可能同时下降。” (3)
马克思认为, 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 一方面反应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即劳动者使用劳动资料加工改造劳动对象, 使其适合人的需要的过程, 另一方面反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即人们以特定的社会结合方式进行生产活动。这就是说, 考察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 可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进行。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并决定上层建筑, 当特定的上层建筑形成后, 又会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与发展产生重要的反作用。无论在任何社会, 人始终是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唯一主体, 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总是围绕人的生存、发展和享受需要展开的, 而这些生产活动也总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和自然环境中进行的。由此可见, 经济发展包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构成经济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此外, 还包括由经济基础决定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发展, 以及作为经济活动基本要素的自然条件 (包括土地、空气、水等) 的改善。
社会生产力是劳动者利用劳动资料, 作用于劳动对象使其适合人的需要的能力, 其发展水平可以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 (尤其是劳动资料) 的发展程度两方面来评价。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有过明确的界定:“是指劳动过程的这样一种变化, 这种变化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 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马克思还认为, 生产力是指有用的、具体劳动的生产力, “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它可以用单位时间所生产的产品数量或者生产单位产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别, 不在于生产什么, 而在于怎样生产, 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 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1) 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可以从它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适应性, 以及与人自身发展的适应性方面来评价。人自身的发展可以从社会的文明程度、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和寿命等方面评价。马克思指出,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 一句话, 人们的意识, 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2) 上层建筑的发展水平可以从国家法制、治理水平、安全性、公平正义等方面评价。自然条件可以从土地和矿产资源的有效利用, 空气、水、土壤的污染程度, 生物多样性, 森林和植被覆盖率等生态环境方面评价。
3. 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影响因素
马克思认为, 社会经济发展受客观经济规律支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因而, 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中劳动者是最活跃、最具有革命性的因素。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时发现, 劳动者从封建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 获得人身自由, 能够自由的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 但是, 资本对雇佣劳动者的无情剥削, 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劳动者和贫困人口, 却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桎酷。
马克思还考察了影响劳动生产力的因素。劳动生产力由多种情况决定, “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 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 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 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 以及自然条件。” (3) 在《资本论》第三卷, 马克思在考察“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时, 系统分析了劳动的社会性质 (一个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对另一个产业部门发展的作用) 、社会内部的分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虽然由生产力决定, 但是对生产力的发展有重要的反作用, 是推动或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经济发展也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
4. 经济增长的源泉
如果我们将经济增长定义为社会财富数量的增加, 那么, 社会财富从何而来?历来是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来自商业贸易, 尤其是国际贸易;重农学派认为, 只有农业部门才创造财富;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识到了劳动是财富的真正源泉。但是, 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由于对财富性质的认识不足, 没有区分使用价值和价值, 更没有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所以, 对社会财富来源的认识是模糊的。
马克思的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学说为我们科学理解社会财富的性质及其来源提供了钥匙。在商品经济社会, 社会财富有两种存在形态, 一种是使用价值, 即各种各样的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用之物;另一种是价值, 通过交换价值形式表现出来, 并最终表现为货币。从使用价值角度看, 人类劳动和自然条件是社会财富的共同来源, “劳动是财富之父, 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 (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 最初以食物, 现存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 土地是劳动者的“原始的食物仓, 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 (1) 从价值形式看, 由于商品的价值是人类一般的抽象劳动的凝结, 因此, 人类劳动是作为价值形式的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
5. 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经济发展就其中的物质产品生产而言, 意味着社会总产品的增加。有两种方式可以增加社会总产品:一是生产规模不变, 生产率提高, 在一定时期 (如一年) 内社会生产的总产品会增加;二是生产率不变, 生产规模扩大, 社会总产品同样能增加。现实中, 生产规模扩大和生产率提高往往同时发生。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要在扩大规模的基础上进行, 就不能将当年生产的产品全部消费掉, 而必须将一部分用于积累, 所以, 积累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要提高生产率, 就需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熟练程度, 提高生产资料尤其是生产工具的效能, 通过分工协作优化劳动组织, 推动科技进步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 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激发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良好的自然条件也是影响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6. 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在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时发现, 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 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 是社会总产品实现的基本条件。就是说, 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持续健康发展, 需要将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到两大部类, 如果出现比例失调, 经济发展就会面临危机。
7. 资本追逐利润的动机和市场竞争是驱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考察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 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秘密。马克思发现, 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资本追逐利润是驱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他多次强调, 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和决定目的, “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 即“生产剩余价值”。 (2) 资本家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 一方面采用延长工作日, 提高劳动强度等手段, 获取绝对剩余价值;另一方面, 又通过采用新技术、改善管理, 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式, 获取相对剩余价值。个别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 降低其产品的个别价值, 则可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市场竞争是驱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马克思发现, 资本追逐利润的动机, 以及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 会使竞争规律强制发生作用。企业为了获得超额剩余价值, 必须进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必须采用更加先进、效能更高的生产资料, 必须不断追加投资, 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生产效率, 使其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资本主义经济在竞争中获得了快速发展。
8. 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制约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运行, 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生产是高度组织化的, 有严密的分工和严格的管理;但是, 就整个社会而言, 由于私有制的存在和市场竞争, 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 存在盲目性;另一方面, 资本为了追逐高额利润, 不得不扩大生产规模, 同时, 又会将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压制在较低水平, 以致广大劳动者的消费赶不上生产的扩张, 因此, 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这两个表现激化到一定程度, 就会爆发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通过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方式来强制实现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的。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9. 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及以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了系统考察, 揭示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包括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例如, 马克思考察过行会制度、工厂制度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在考察资本积累时, 马克思写道: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在英国“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关税保护制度。……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 缩短过渡时间。” (1)
以上关于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观点的概括可谓挂一漏万, 但这些理论观点足以证明马克思有丰富的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已经从一般意义上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应当如何发展经济?”这一基本问题, 并且根据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事实材料, 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及其进一步发展的根本障碍。
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的方法论和基本观点一直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正是新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事实基础和理论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既不是简单照搬的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 更不是照搬的西方经济发展理论, 而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指导下, 根据自己的国情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创新性理论成果, 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
我们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分析表明,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标志性新成果, 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新发展理念, 与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中国化的创新发展。中国的经验表明,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不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废除私有制, 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联合劳动和实施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 废除商品货币关系, 不仅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而且必然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逐渐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正是在这样一条全新的道路上, 中国经济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认为,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之所以存在差距, 主要是产业结构不同所致。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以农业或自然资源产业为主, 劳动生产率较低, 而发达国家以资本密集型大型工业为主, 劳动生产率较高, 所以, 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较低。他们由此提出,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就必需依靠政府的作用, 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 加速发展现代工业。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主要依靠进口, 政府集中配置资源发展现代工业, 也被称为“进口替代战略”。按照林毅夫教授的观点, “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 主流发展经济学是结构主义。”但是, “结构主义”制定的政策是失败的。因此, 上世纪70年代, 经济学界开始反思结构主义。 (2)
20世纪80年代, “发展经济学进入第二版:新自由主义”。这些经济学家又将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政府干预过多, 市场机制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导致资源错配, 甚至出现严重的寻租和腐败问题, 降低了效率, 而且拉大了收入差距。因此, 他们主张推行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 取消政府干预。但是, 这些理论和政策也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福音。研究表明, 发展中国家上世纪80-9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 比60-70年代结构主义盛行时期还要低, 而发生危机的频率更高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导的20年又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二十年”。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 “在二战后的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 从1950年到2008年, 只有两个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 再发展成高收入, 一个是韩国, 一个是中国台湾。” (1)
可见, 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分流出来的西方发展经济学, 不论是结构主义, 还是新自由主义, 既不能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成就, 也不可能引领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与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相比较, 在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以人民为中心,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总纲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些论述都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鲜明特色。
西方发展经济学强调企业家、资本、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却忽略了企业家产生的“土壤和环境”, 忽略了人民的力量可以创造资本和技术, 也可以浪费资本, 破坏技术。因此, 无论是结构主义学派或是新自由主义学派, 都没有认识到经济发展的真正源泉。
2.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
3. 聚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视为根本任务。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劳动者、生产资料的发展及其组合效能的提高, 意味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过程中更广泛的应用, 意味着生产率的提高, 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新中国建立后, 党和政府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 开展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重建。50年代末期, 在特定的国际国内形势下, 受高涨的政治热情和快步奔向共产主义的理想驱使, 诞生不久的新中国出现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期间, 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 强调“阶级斗争为纲”, 经济发展受到了较大的冲击。1978年后, 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认识到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将工作中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 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4. 通过主动渐进式调整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发展既没有固守传统的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模式, 也没有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放弃社会主义道路, 而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结合中国实际, 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认识上, 我们也出现过失误。新中国成立不久, 就出现过不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盲目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纯洁性和规模化, 认为公有制经济规模越大越好, 越纯越好;在国民经济管理上, 强调单一的集中指令性计划管理。尽管这样做有其历史的客观原因, 但是, 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认识不足也是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 我们认识到了“发展是硬道理”,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要发展社会生产力, 就必需主动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于是, 我国在坚持公有制的同时, 鼓励发展了非公有制经济, 并探索了公有制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在坚持宏观调控的同时, 发展了市场经济;在坚持按劳分配的同时, 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改革了包括土地制度在内的农村集体经济关系;用股份制改造了国有企业;改革了行政管理体制等等。对外开放, 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市场, 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 不仅能够直接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而且有利于我们探索改革的路径, 加快改革的进程。中国收获了超额的“改革红利”。
5. 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 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 深化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系统认知。
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全面发展观和均衡发展观, 可以避免单纯追求GDP增长可能产生的政治腐败和动荡、文化贫乏、分配不公和社会冲突增加、环境恶化等问题, 以及由此带来的“尹斯特林悖论”。 (1) 西方发展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的“四轮驱动”, 即人力资源、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 却忽略了经济发展中非经济因素的作用, 以及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非经济后果。他们要么主张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 通过政府干预和直接配置资源, 发展大工业, 调整产业结构;要么主张完全自由化, 发展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与有效的经济治理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经济增长也难以实现真正的发展目标。
6. 构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公有制为主体是保障人民的财产权、生存权和发展权, 保障人民政府进行重大项目投资, 引领经济发展, 调控国民经济的物资基础, 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制度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激发了经济活力。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的“一管就死, 一放就乱”的教训让中国政府在“放管结合”方面下了许多功夫, 在放与管之间寻求平衡。中国既没有固守传统的单一公有制, 也没有搞私有化, 而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 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 并对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进行了独创性的探索。与所有制结构相适应, 中国逐渐探索建立了按劳分配为主,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 激发了广大劳动者积极性和创造性。
7. 构建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
有效的市场机制可以给经济主体提供利润动机、获利机会, 激发其经济潜能, 并通过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调节经济资源配置。但是, 市场有失灵的时候。企业过度追逐利润、盲目无序竞争, 可能损害消费者权益和人民利益, 可能带来环境损害等负外部性。因此, 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政府也可能失灵, 不能过渡干预。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结构主义者主张政府干预, 但是, 在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中, 政府很容易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并不代表人民利益, 而且, 政府掌控的资源非常有限, 调控能力必定不足。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干预, 让市场机制自动发挥作用, 却缺乏一种足够强大的力量在较短的时期聚集资源, 建立现代工业体系, 发展中国家很难发挥后发优势, 实现经济发展目标。
8. 高度重视反贫困。
如果说贫困现象是市场机制作用的必然产物, 那么, 反贫困的任务就只能主要由政府来执行。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始终将反贫困作为自己的使命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 ***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 并通过顶层设计推动了这一思想的落实。让经济发展惠及全体人民,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特色, 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立场。
可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为基础,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经验来源———发达国家的经验, 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有本质的区别。
结论与建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 是一个非常值得拓展的重要研究领域。它不仅有清晰的思想来源———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 而且已经具备坚实的实践基础———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经验。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 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需要, 也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定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强国实践的需要。此外, 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 笔者建议:
第一, 加强理论研究, 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体系, 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结合方式。
第二, 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 继续深入推进改革, 扩大开放,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成果能够更好地在实践中落地, 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沿着正确轨道持续健康发展。
第三, 加强人才培养, 在大学开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相关课程, 让青年学生系统学习和掌握这一理论。
第四, 加强宣传教育, 尤其是在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系统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 提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认识, 并能够在行动中自觉贯彻执行。
注释：
1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年。
2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典型代表, 以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全面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和个人消费品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
3 蒋永穆、张晓磊、周宇晗:《积极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3期。
4 蒋永穆、张晓磊、周宇晗:《积极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3期。
5 参见洪远朋主编:《经济理论比较研究》第10章, 《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研究》,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年, 第372-421页。
6 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0年, 第14-15页。
7 卢阳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述评》, 《现代经济探讨》2008年第11期。
8 洪银兴:《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纲要》, 《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9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293-294页。
10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节选,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136-141页。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年, 第15-16页。
12 恩格斯:《反杜林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489-490页。
13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776页。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第59页。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第366、59、210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291页。
1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第53页。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第209页。
1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第714、384、265、344页。
2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第861页。
21 林毅夫:《发展经济学的反思与重构》, 《济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22 林毅夫:《发展经济学的反思与重构》, 《济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23 伊斯特林 (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 研究了收入与幸福 (生活) 的关系, 发现收入增加幸福并不一定增加。这一结论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伊斯特林悖论”, 也叫做“幸福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