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发展面临的一个待解之谜，就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工业化，陷入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囚徒困境”。 尤其是河北省，毗邻首都的特殊地缘，重工业的产业特征，使其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更为突出。 因此，如何走出“囚徒困境”，实现“富裕”与“美丽”的双赢，就成为一个重大课题。
一、摒弃生态保护的“包袱论”，将生态产业作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正在催生一个重要产业———生态产业。 这是一个新兴产业，一个高端产业，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2010 年 9 月，国务院下发的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节能环保产业列在首位。2010 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约 2 万亿元，据国家《“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2015 年将达到 4.5 万亿元。2011 年，江苏、广东的节能环保产业分别实现主营收入 4260 亿、2880 亿元，增速都在 20%以上。
河北省环保产业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发展快、差距大、条件优。据省环保产业协会统计，2010 年河北省该产业比 2000 年、2004 年分别增长 2.73 倍和1.83 倍，比 2009 年增长 31%；环保类上市公司由上年的 2 家上升为 8 家。 与周边相比，我们赶不上辽宁、山东和天津。 但河北省有较好的产业与市场基础，有利用京津发展要素的区位优势，争取跨越式发展是非常可能的。生态产业的内涵和外延比环保产业要大得多。
如大家关注的林业的扩张及其产业链的延伸，如水产业、草产业等。 因此，一般认为，维护生态环境是要花钱的。 因为花钱，且看不到显性经济效益，投入起来就容易缩手缩脚，甚至产生“包袱”的想法，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 在大量产能过剩、“增长点”不多的情况下，从催生新产业的角度看待生态建设，用培育“增长点”的眼光看待生态产业的发展，就可能打开一扇产业结构调整的新窗口。
二、摒弃生态保护仅是改善“生活环境”意识，将生态环境作为当今重要的“发展要素”
据报道， 2012 年北京的国际竞争力有所下降,生态环境特别是“雾霾”是最重要的原因。 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分析，“空气污染让很多国际公司很难再把北京作为一个招聘卖点了”。 另有国外驻京公司称，“如果当地污染继续恶化，将考虑让职员留在住所办公”或者“不得不考虑从中国撤退”。
与资本、技术、人才一样，生态环境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发展要素。 哪里的生态环境好，那里就容易成为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热土。 与此相关，适应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工业园区、工业聚集区正在被 “循环经济园区”、“生态工业园区”和“创意园区”替代。 东莞生态产业园仅在 2012 年的深圳推介会上，就吸引了迪卡侬、泰科、日立等世界500 强，安博、普洛斯等工业物流龙头等一大批高端项目。 这样的事例在全国已不少见。工业化过程制造了很多环境问题，从河北省所处发展阶段看，环境风险仍在上升，产业发展瓶颈还在紧缩。 推动“生态的经济化”和“经济的生态化”，是必须选择的道路。
三、摒弃简单的环保“办好事实事”思维，增强环保“维稳促和”的政治大局观
调查看，目前一些基层干部对生态环保的认识，还停留在为群众办好事、实事的层次上，甚至担心环境治理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群众收入，未能摆正“五大建设”的关系，更没有上升到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政治高度，因而工作起来被动应付，甚至成为污染企业的保护伞。 这种思维和执政行为，不仅会影响安定，也会卡断经济发展的后路，有必要加强教育，提高生态政治意识和环境正义意识。2011 年以来，全国环境重大安全事件增长很快。
有关研究认为，“因环境污染导致的伤害与恐惧，已成为中国社会动荡的首因”。 大连、厦门市民上街反对建设 PX 化工厂，上海市民反对高铁而上街“购物”，北京六里屯居民因建垃圾焚烧厂包围环保总局等等， 说明群众对环境污染的抵触情绪日益增长，那种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老路走不通了。
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是一个个企业、单位和每个生活工作着的人共同造成的（当然责任程度不同），因其公共和公益性，一旦出了问题，人们就会追责于政府。 河北省文安县长因上污染项目被免职、沧县“红小豆”环保局长被免职，就是例证。 近几年，北京的环境已成为事关国家形象的政治问题。 华北地区的雾霾天气，不仅老百姓有很多怨愤，也严重影响了这里的发展。
四、摒弃先污染后治理、我污染你治理老路，走环境保护与产业转型“融合发展”之路
“先污染后治理 ”“我污染你治理 ”，是 “外科手术”式的“硬链接”治理方法，虽然一些发达国家曾经走过这样的道路，但并不是现代化过程不可逾越的阶段。 许多实践证明，通过“软链接”，借助现代科技成果，推动工业与生态融合发展，实现产业升级与环境治理的“双赢”。
目前，一些地方投资和保护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冲动还没有得到彻底遏制，仍然存在认识“缺乏症”问题。 日本等国家对工业化历程的回顾说明：事后治理的代价比事前防治要高出 10 倍以上。 而我们，由于污染物排放总量、环境自净能力以及必须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等现实情况，尚没有“先污染后治理”的资本。 有专家认为，如不抓紧治理，我国的环境危机将在 5-10 年后出现。
河北省的形势更加严峻。 传统工业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占到 88%以上，能源消费量居全国第 2 位，我们用全国 1/12 的能源创造了全国 1/20 的 GDP 和1/34 的财政收入。 如果延续这种增长模式，即使能够艰难地承受环境之苦，政策限制、市场约束、效益下降也会使我们步履维艰，它在经济上毁掉的将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不可否认，在一个时期内，“融合发展”会提高产业发展成本，也可能放缓增长速度，这是转型升级需要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是积极的。 经过若干年的积累，产业结构才会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 “十二五”到“十三五”期间，我们应该基本完成这一轮的调整，站到一个新的前进平台上。
五、摒弃“一刀切”的治理方法，从区域的“环境容量”推动协调发展
人的生产与消费都会产生废弃物，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自然的运行秩序。 但在一定限度内，大自然能够自我修复人类活动造成的负面影响，这就是“环境容量”。 也就是说，环境容量是某一环境所能容纳污染物的最大负荷。环境容量是一个区域性概念，也是一个动态概念。 环境空间越大，环境要素的特性越强，对污染物的净化能力和环境容量就越大。 由此可以认为：我们既不能搞 GDP 主义，也不能搞自然保护主义。 我们应该尊重和顺应自然，在“容量”之中多干、快干、节约着干、高效地干。“容量” 大的地方，就可以多上项目；“容量”小的地方，就要严选项目；环境改善了的地方，可以增上项目；环境恶化了的地方，就要禁上项目。 环境容量应成为产业布局的重要依据。
有了“环境容量”的概念，就可以推进环境政策工具的多元化发展。 精细化实施生态补偿、排污收费等要以此为基础。 “碳排放市场交易”则是典型的“容量”政策。 这些政策可以有效的将“点源”治理引向“区域”“全域”治理，按照“大平衡”思维统筹区域的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
六、摒弃“大呼隆”解决问题方式，实现重点突破和“创新突围”
“要治水要治地（土壤），最紧迫的是空气；要治城要治墟，首先要治重灾区”，这是说治理对象要抓重点。 污染源头的治理重点，一是分析行业和大户，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造成污染的性质和结果不同；二是搞清污染物，不同的污染性质与结果，是因为污染物不同。 对污染物的监测分析我们正在展开，尚有很多工作要做。
同时，环境治理需要深入、细致、协调、配套，“大呼隆”的方式不管用了。 比如河水污染，如果只做河道治理，忽视上游及周边排污源的管控，就不会有什么改善。问题多了复杂了，就要创新突围。 比如，含有害重金属的污泥，石家庄每天就产生 1000 多吨，按规定这些污泥不能随意填埋，要进行无害化处理，而目前的治理技术还面临着许多难题。 新技术新产品需要政策支持，如德国创新的微粒过滤器，可以大大减少可吸入颗粒物，他们首先要求柴油发动机汽车使用，并通过“补贴”和收取“附加费”的办法强制推广。
机制创新同样重要。 都说我们面临着水危机，但在用水、排水时有这样的危机意识吗？ 如何改变价格指挥棒的软弱处境，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实施排污权交易，在对废弃物排放进行总量控制的同时，如何把排放权配给生产效率高、市场效益好的企业，倒逼其它企业转型升级，在有关法规和政策的设计中，也要有充分的考虑。
七、摒弃生态保护“自拉自唱”，在“大开放”中实现生态产业的崛起
环境治理与生态经济，是一个最需要“开放”的领域。 但与其它行业或产业相比，似乎并未走在前面。生态系统是开放的，它没有行政界限与城乡之分。 生态系统又是闭合的，在一个特定环境之内，各种要素相互支撑制约，某些要素失常就可能导致整体失衡。
生态体系跨越行政辖区，要求环境工作进行大开放、大合作。 空气能流动，雾霾会行走，不是哪个市哪个省自己能净化的。 邯郸漳河水污染，引发饮用水恐慌，山西的污染源头不治理，问题就无法解决。 跨区治污，如何协调合作一直是个头痛的问题。 防治污染要“攻关克难”，同样需要大开放、大合作。 工业化中后期的污染防治技术不仅广泛，而且具有高难度和综合性，必须通过“大开放”引进技术、人才、项目和资金，合资合作是一条绕不开的道路。 与北京的合作，生态建设历来是最有共识、也最容易得到国家支持的一项。 在这方面必须拓展思路，做好环保及生态产业“开放发展”大文章。
总之，突破当前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囚徒困境”，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大难题。 要突破“囚徒困境”，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 “双赢 ”，就要提高针对性，增强科学性，在摒弃落后观念上求突破，在找准“抓手”上谋实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