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特别是进入第四季度以来的世界经济前景基本明朗，但运行风险和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除传统因素外，随着世界经济步入“拐点”,①新经济因素带来的风险和挑战逐渐凸显：
一是美国经济加速复苏所带来的货币政策环境变化，加剧新兴经济体的资产风险；二是新兴经济体增速减缓和密致油气能源发展，导致资源类初级产品价格下降；三是发达国家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制造业和服务业复苏挤占了发展中国家的空间。这些问题在总体上表现为两个“全面”:一是美国经济进入全面复苏轨道，经济开启新周期繁荣阶段的特征明显；二是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需着力应对经济转型期、改革攻坚期、增长换档期的叠加的挑战。
2013 年第四季度，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抑或是整个世界经济，都在这个历史性的“拐点”辗闪腾挪，微妙的捕捉机遇和优势，为下一个十年创造更好的平台。
一、发达国家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
2013 年第四季度，是许多重要国际经济组织共同认为的世界经济“拐点”期。主要表现为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经济均摆脱负增长状态，逐步进入稳定增长阶段，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则转入中低速增长阶段，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再次转到发达国家肩上。从发达国家的经济情况看：美国经济已进入全面复苏阶段；欧元区主要国家经济转为正增长，国债收益率明显下降；日本则实现了近 20年来最快的经济增速，在安倍的“两支箭”取得阶段性成功的条件下，“第三支箭”尤为引人关注。
（一）美国经济全面复苏。
2013 年，美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从关键性的经济指标来看：GDP 增速在第三季度 4. 1%的基础上，第四季度虽然受到了极寒天气的影响，但仍可达到 3% 左右，全年经济增幅预期可达 2. 8%,进入到经济正常增速范围；美国失业率在 12 月份仅为 6. 7%,尽管新增就业岗位 7. 4 万个较市场预期的 20 万个有较大的差距，但其失业率水平已经达到 2008 年危机以来的最低值，预期 2014 年的失业率水平将达到 6%左右，进入到充分就业范围；美国通货膨胀始终保持在较低的水平，2013 年全年通货膨胀水平保持在 1. 5% 的低位，其中 12 月份的CPI 为 0. 3% ,而 PPI 则为 0. 4% ,均保持良好态势；美国居民收入保持良性增长，预计全年收入增速达到 2%①左右。总体上，美国经济形势呈现出“两高一低”和生产与分配格局基本稳定的良好局面。图 1 汇总了 2013 年美国主要经济指标季度调整后的数据。
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并非偶然。自2008 年次贷危机演变成为美国经济危机，并席卷全球成为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推进金融市场改革、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稳定房地产市场形势和完善宏观调控机制，走出了一条反危机、促增长的美国道路，也形成了现代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新标准案例。在美国经济走向全面复苏之际，我们将其经验和典型做法进行提炼、总结，并期予对中国的全面经济改革与“升级版”建设提供借鉴。
1. 金融市场改革。金融市场是美国本次危机的重灾区，也是导致美国经济出现急剧衰退的重要原因，着力稳定金融市场，并积极推进金融市场改革，是应对危机挑战，恢复经济秩序的第一步。从美国的金融市场改革来看，主要由三项措施构成：
第一，恢复金融市场的定价能力。受到房地产次级债券收益率大幅度提升、债券价格不断走低的影响，美国金融机构开始大幅度的抛售手中持有的低风险资产，引发低风险资产价格的大幅度走低，金融市场的定价机制遭到破坏，并形成金融风险不断累积的棘轮。为恢复金融市场的定价能力，由政府或是央行出面，用合理的价格持有一部分商业金融机构自身的证券（股票、债券）或是低风险资产，就成为重要的政策手段之一。美 国 政 府 通 过 了 问 题 资 产 救 助 计 划（TARP），在危机期间发行了 7000 亿美元的特别国债以持有商业金融机构的证券；美联储则实行了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总规模超过 3 万亿美元，以支持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和保持金融资产的合理价格。值得关注的是，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最新数据，至 12 月 31 日止，美国 TARP 救助计划，共投入资金 4621 亿美元，收回资金 4328 亿美元，剩余 403 亿美元，赢利 110 亿美元，远小于国会批准的 7000 亿美元的规模，美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功。
第二，支持金融市场去杠杆化。金融杠杆率是指金融机构总资产/净资产的比值情况。去杠杆率的关键是降低总负债的水平，或改变多层资产链条使得“资产-资产-负债”模式转为更为简单的“资产-负债”模式，两种去杠杆化方法的任何一种都需要商业金融机构减少自身的资产规模以冲抵债务。金融机构的资产价格不断走低，从而导致实体经济的资产价格下降，导致部分企业融资环境恶化、资金链条断裂。由美联储出面，为通过公共市场操作或是再贴现的方法，转持商业金融机构的部分资产，是防止资产价格下降和恶化实体经济运行环境的重要措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总体上具备良好的经济运行基础。
第三，推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从世界各国去杠杆化的实践来看，其突出的问题就是大幅度降低了市场的流动性规模，降低了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支撑能力，提高了资产收益率的水平。而在实体经济一边，受到资产价格下跌和利率水平上升的影响，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企业的融资能力都受到明显的影响，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影响更大。为化解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脱节的风险，美国实施了三管齐下的策略：一是在 TARP 计划中，内嵌了银行投资促进计划 2500 亿美元，信贷市场促进计划 270 亿美元，占预期投入规模的 40% 左右，而实际执行了2720 亿美元 （ 其中银行投资计划 2450 亿美元，信贷市场促进计划 270 亿美元），占实际执行规模的 58%;二是在 TARP 计划之外，执行了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援助计划，美国财政部组建了40 亿美元小企业发展基金 （ SBLF），用以支持281 家社区银行（ 约占 39 亿美元） 和 51 家社区贷款发展基金（CDLF）对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三是美联储执行长期、大规模、重点逐步调整的量化宽松计划，第一阶段以保持金融机构流动性和金融市场定价能力为目标，第二阶段以激励金融市场为实体经济提供信贷为目标，第三阶段以稳定市场利率水平为目标，很好的化解了去杠杆化过程中的“挤出”风险。
2. 新能源革命。美国的新能源革命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未来能源的研究和探索，包括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等，虽然难以作为普及性能源予以大规模建设，但可以对特定行业和产品的技术形成突破，并可以作为关键性的研究予以持续性的推进。这类新能源，着眼的是未来发展和关键性的产业，对当前经济整体的改善不大。另一个是基于传统能源的性质和用途，采用新的替代性能源来补充甚至替代传统能源供给，从而降低能源成本或是改善能源安全水平。这类新能源的当期利益很大，较低的能源成本可以提升产业竞争优势，促进产业分工细化；而安全的能源供给保障，可以促进产能投资的扩张，甚至改变地缘安全格局。
美国的页岩气和页岩油等致密能源革命就是第二类新能源革命的典型代表，对美国产业竞争力和总供给曲线的改善作用巨大。以 2013 年年末的情况来看，美国批发电价为每兆瓦时 39美元（每度电合 3. 9 美分），较 2008 年的每兆瓦时 87 美元下降 55%,较中国的大用户直购电平均电价低 50% 左右；美国天然气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回落，自 2008 年每百万立方英尺 7 ~8 美元的水平下降到 3 美元左右，降幅高达 60% 左右，页岩气占天然气消费的比重达到 30%;煤炭在美国能源中的地位急剧下降，许多设备已经从煤炭动力转化为天然气驱动，目前，煤炭发电只占全美发电量的 30% 左右，而 2008 年时煤炭发电量大约占到发电总量的 48%,这种结构改善导致了美国 2013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到近 20年的最低水平。
随着美国新能源革命的推进，美国出现了制造业回流的态势，部分能耗较高、但环境压力较小和附加值较高的制造业开始重新布局。同时，美国当前的总供给也形成了良好的正向冲击态势，总供给曲线下移，形成产出扩张、通胀率走低的经济增长环境。
3. 制造业复兴。美国的制造业复兴有三层含义：第一，如前所述，能源价格走低，使得美国制造业取得了成本优势，从而制造业产出扩张，并提供新的就业岗位。第二，供应链重组，随着美国部分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重新具备优势，国际供应链也将出现部分调整，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制造业将被供应链甩出，在国际市场和技术创新等层面遭遇障碍。第三，技术创新就地转化和新产业的崛起，在制造业大量转出美国后，美国的部分产业只保留研发和营销的两端，尽管可以攫取大量的附加值，但受到相关协作厂商技术能力的影响，难以对技术创新形成有效的转化，导致产品更新速度减慢和研发成本的沉没部分高企。在制造业复兴后，技术转化有了直接的渠道，美国制造业的产业链得以延长，为增加就业、创新产品和下一轮产业转移都积蓄了重要力量。
从美国相关产业的数据来看，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与美国 GDP 的增速基本相当，但相对于前一时期制造业增速落后于 GDP 增速的情况已有明显的改善。2011 年以来，制造业为美国提供了 50 万个新增就业岗位，也是近 20 年所不曾有过的情况。根据预计，我们将 2009 年以来美国 GDP、服务业和制造业增速情况整理如图 2所示的情况：
美国制造业复兴并不是偶然，除新能源革命带来的成本优势外，美国去杠杆化以后的金融市场对于风险分散能力有所下降，客观上需要在成熟的市场和法律环境下展开投融资活动，这为美国制造业的回流和复兴打下了金融基础。此外，美国政府加大对信息技术、新能源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也为制造业提供了良好而稳定的国内市场。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利用能源成本优势和美元贬值的契机，美国制造业形势出现整体好转，并成为推进美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4. 修复家庭资产负债表。美国家庭是美国经济最重要的单元，2013 年，美国家庭的经济活动约占美国 GDP 总量的 75%,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情况对美国总需求的影响巨大。从初步统计值来看，2013 年，美国家庭负债占 GDP 的比重已经从 2009 年的 98% 下降到 81%,家庭资产负债表也已逐步回归正常状态。
图 3 汇总了 2011 年以来的美国人均收入、人均资本收入和储蓄率的季度数据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人均收入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人均资本收入也基本保持平稳增长，而 2013 年的储蓄率水平则较 2011 年明显下降。说明，美国人对经济增长的信心提升，边际消费倾向也相应从 2011 年第一季度的 93. 8% 提高到 2013 年第四季度的 95. 2%,市场投资乘数和国际贸易乘数由 16 倍上升到 21 倍，随着美国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的复苏，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力将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事实上，2013 年美国私人部门产业投资只上升了 2. 3%,低于 GDP 的增长幅度，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私人投资增长将在较长的时期内成为美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
从影响美国家庭资产情况最大的因素房地产市场来看，2013 年私人住宅新开工规模达到99. 9 万套，高于 2012 年的 98. 3 万套；而新建成住宅 76. 22 万套，明显高于 2012 年的 64. 92 万套。① 房地产市场已进入稳步复苏的阶段，随着房地产价格上升，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情况也将得以进一步的修复。
5. 有序的政策退出安排。武侠话本中一般有这样的原则，即“招式用老，反击就倒”,对于政策调控，也具有同样的问题。在政策制定的时候要注重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而在政策退出阶段也需要强调前瞻性和有序性，不要非等到相关指标全面“暴表”才姗姗启动退出安排，这一方面已经说明了政策用老，另一方面也表示了政策对市场机制扭曲后的畸形繁荣。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退出安排就很好的表现了其前瞻性和有序性的特点。
从财政政策的退出来看，美国有四点值得我们关注：第一，政策空间未必用满，该退出就退出。突出表现在 TARP 计划的执行上，7000 亿美元的财政支出安排，最终只执行了 4621 亿美元，执行率 66%.只有对于汽车工业、AIG 的支持均以稳定市场波动和防范企业系统性风险为目标，一旦目标达到，马上将产业发展的主动力交还给市场，启动政策退出程序。第二，债务风险需要得到始终的关注与防范。美国政府为了满足其正常的支出需要和经济刺激计划的要求，启动了大规模的举债措施，自 2009 财政年度起，连续 4年美国政府新增债务都超过了 1 万亿美元，甚至标普还在历史上第一次调低了美国国债的信用评级。但其实，美国国债始终处于风险可控的范围之内，这也是我国将美债的持有量提高到 1. 3万亿美元以上的重要原因。两次提高国债余额上限主要是为市场提供良好的无风险收益资产，同时提供“借新还旧”的重要空间，并非无还款来源或是无消除巨额债务的基础。在市场形势回暖后，美国政府持有的大量市场机构债券、票据或是其他证券已获得了较好的溢价，随着美国政府出售这些资产，也相应获得了降低债务水平的能力，2013 年美国通过出售这些资产大约偿还了 2000 亿美元左右的债务。第三，适时启动增税和减支计划，保持政府财政安全的同时，努力将空间还给市场。2013 年，美国联邦赤字占GDP 的比重下降 2. 7 个百分点，赤字规模仅为6800 亿美元，赤字率为 4. 1%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单年度赤字下降幅度的最大的年份之一。
从其原因看，一方面政府支出下降 840 亿美元，支出规模为 3. 454 万亿美元；另一方面收入则达到 2. 774 万亿美元，增加 3250 亿美元。第四，坚持有增有减，有进有退。这个思路与我国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处。尽管美国经济形势良好，但美国政府并不急于马上纠正过大的赤字规模，按照计划，美国将在 2016 年才把赤字率稳定在 2. 8%.在此期间，政府仍将拥有较为充裕的财政政策空间，以对关键环节、战略产业和市场风险予以应对。如在 2014 财年的政策安排中，一方面强调支出要控制在 3. 77 万亿美元之内，并启动为期 10 年的 1. 8 万亿美元的减支安排；另一方面则强调对信息技术、新基础设施、新能源等产业的发展支持，奥巴马总统甚至明确指出，“要加强在这些关键领域的投资”.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退出也同样可圈可点。
美联储为应对危机先后采取了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到 0 ~ 0. 25% 的历史最低水平，为美国经济的复苏、企业财务压力的缓解和资产证券价格的恢复创新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退出安排中，美联储采用先退出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每个月 850 亿美元的资产购入规模下调到 750 亿美元（甚至还将进一步下调），这一方面向市场传递出紧缩的信息，另一方面保持央行对利率结构的控制能力。在市场逐步消化紧缩信息后，金融机构的货币创造能力开始增加，容易导致资产泡沫或通货膨胀，美联储再启动资产退出计划，逐步出售危机期间购入的票据、债券和其他证券，从而平抑资产价格的急剧波动（主要是上涨），并相应的回笼货币，缓解通货膨胀压力。
总之，当前美国经济已进入全面复苏阶段，并将在 2014 年开启经济繁荣阶段的大门，进入新的经济增长周期。预计本轮美国经济繁荣期将不会短于 70 个月，整个周期将长达 120 个月右，给世界经济注入了重要的支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及其运行机制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有目标、有战略、有手段、有节制，坚持市场竞争和效率主导，也成为我国宏观调控部门需深入学习的典型经验。
（二）日本、欧盟将先后进入复苏轨道。
在美国经济全面复苏的同时，日本和欧盟的经济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相关成绩可圈可点。
总体上，日本在第四季度表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并预计在 2014 年摆脱连续 20 多年的低速增长时期，步入中速经济增长轨道；欧盟经济则逐步摆脱主权债务危机的困扰，货币政策更为灵活的欧洲央行和财政纪律更加严明的各国政府都将审慎应对市场变化，抓住经济发展机遇，从而尽快摆脱衰退和化解风险，成为世界中速增长俱乐部的成员。
1. 安倍“三支箭”战略与日本经济复苏。安倍晋三首相上台以来，根据日本经济的特点和美国经济全面复苏的预期，大胆启动扩张性战略，先后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产业政策）方面着力，以图改善日本经济环境，增强日本增长动力，优化日本产业结构。安倍的“三支箭”战略情况如下：
第一支箭：数量和质量共同扩张的货币政策（QQE）。该政策的要点包括：第一，将通胀目标设置为2%;第二，促使日元贬值；第三，政策利率降为负值；第四，无限制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第五，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国土强韧化）；第六，日本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入建设性国债；第七，修改日本银行法加大政府对央行的发言权等。从性质上看，QQE 政策强调低利率、贬汇率和数量扩张，基本上把日本的货币政策权能用到了极致。
第二支箭：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日本在政府债务高企的情况下，为避免2013 年4 月消费税调高的影响，提高日本经济的内需水平和经济政策的主动性，启动了大规模的财政扩张计划。主要内容有：
2014 财政年度日本政府将增加 500 亿美元公共项目建设支出，另行增加约1000 亿美元的产业振兴支出，同时，为保障支出，日本政府将举借180 万亿日元（约合1.73 万亿美元）的债务，债务余额控制上限也提高到780 万亿日元（约合7.2 万亿美元），创造日本政府史上的最大的举债规模。
第三支箭：“日本再兴战略”的产业发展政策。在第一、第二箭取得了部分预期效果的情况下，安倍政府对第三支箭也寄予厚望。“日本再兴战略”以产业振兴、刺激民间投资、放宽行政管制、扩大贸易自由化为主要支柱。根据这一战略，日本政府将于 2013 年第四季度提出“产业竞争力强化法案”,通过减税等优惠措施刺激企业设备投资，争取今后 3 年民间设备投资增长10% .日本政府还计划在东京等大都市创设“国家战略特区”,吸引外国投资和人才。而 2014 年1 月，安倍首相进一步丰富和具体化了上述战略，包括开放日本电力市场、促进医疗卫生行业发展、取消对稻米生产的管制、加速贸易谈判进程、降低公司税、改革公司法、增加女性就业、在2020 年前使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翻番等。
可以说，“安倍经济学”部分取得了其预期成果，如日本 2013 年各季度经济实际年率增长分别为 4. 1%、3. 8%、1. 1% 和 1%,全年经济增速预计将达到 2. 5% 左右；CPI 达到 1. 5%,接近日本政府预设的 2% 的政策目标，PPI 也转为正值，日本的通货紧缩的风险基本得到缓解；到2013 年年末，日元对美元贬值幅度达到 30% ,有效地促进了日本出口增长和国际收入改善。
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上述政策效果主要表现为短期情形，要实现日本政府预定的“10 年后日本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增加 150 万日元”的目标还需要持续的中长期政策支撑才能够实现。
因此，需抓紧时间解决以下短期政策问题：一是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持续膨胀，假如长期利率大幅攀升，日本央行可能陷入资本不足；二是日本央行大规模购入长期国债，将使日本债券市场蜕化为央行需求主导的寡头结构；三是日元贬值和长期低息，将损害日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信誉度，从而导致日本贸易和投资活动更多的需借助美元资产的方式间接进行。而对于“日本再兴战略”,在执行层面，各省厅也多有抵触，这些对放宽管制措施的消极抵抗，也将有损新增长战略的落实执行。如市场期待最大的减轻法人税率，因为财务省的抵触，未能明确写入新战略中；新增长战略中最吸引眼球的政策之一是扩大网络销售药品范围，但厚生劳动省以患者和消费者安全为由，建议政府谨慎行事；在设立“国家战略特区”方面，日本国土交通省也对“特区”提高公寓容积率有抵触。因此，安倍政府的“三支箭”还只能说达到了初步的政策目标，距离设计的政策愿景和战略意图差距较大。
2. 欧元区的危机化解与经济修复。随着美国经济快速复苏，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形势和经济环境也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一是欧洲金融机构持有大量的美国次级债券和其他商业机构的有价证券都已经恢复到市场公允价格附近或摆脱了高风险状态，金融机构的资产状况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二是美国金融机构的实力增强，在欧洲的业务也得以了创新和发展，对欧盟金融市场的介入得到了大幅度拓展，也有效改善了欧元区的金融环境；三是受到美联储逐渐减持商业机构债券和其他证券的影响，欧洲央行则开始尝试购入各成员国政府发行的国债及具有关键性作用的金融机构债，以对冲美国资产价格走低的市场波动，为欧元区市场提供了新的金融支撑。
除此之外，危机期间建立的三大机制也为稳定金融环境，推动后危机时期欧元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一是永久性的欧洲稳定机制（ESM），ESM 用于救助欧元区主权国家，同时换得受援国承诺进行财政和结构性改革，促使已失去投资者信任的经济重返正轨；第二是政府间的财政契约，这是对《马约》的重要补充，在货币一体化的基础上，通过罚款和缴纳保证金等形式，保证各成员国政府建立起规则统一、公开透明和安全可持续的共同财政纪律，从而避免高福利社会政治化和国债市场的逆淘汰机制；第三是中心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共同机制，以避免中心国家与周边国家的权利义务失衡，包括德国、法国和荷兰承购周边国家国债和其他的财政援助计划等。
在上述改革和有利环境的推动下，欧元区经济出现了明显改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已经大幅度缩小，金融市场的定价机制和效率得到了有效的恢复。
突破表现在危机国家的国债收益曲线上：2013 年年末，爱尔兰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为3. 543%,而危机高峰期的情况则为 14%;葡萄牙 5 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为 4. 657%,而危机时期则为 12. 5%;西班牙5 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为 2. 411%,危机时期是10. 7% ;希腊的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则下降了 2 个百分点，尽管尚未能取得其他国家那样较好的成绩，但已经向好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二是欧元区经济指数得到了有效的恢复，2013年的“成绩单”进步很大。根据2013 年前三季度的数据：第一，经济总量。欧元区的 GDP 增速达到-0. 3% （但现价 GDP 增速已经达到 1% ），全年GDP 增速预计可以达到零增长的状态，从而逐步进入到增长周期；家庭消费下降 0.4% （现价值上升0. 8% ），全年也将基本保持零增长状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2%,但第四季度增速有望达到1%,从而使全年的增速提高到 -1.8%左右。第二，就业情况。欧元区失业率保持在12.1%,青年失业率依然偏高；居民收入提高1.1%,增速略超过现价 GDP的增速，状态恢复正常。第三，物价走势。前三季度欧元区 CPI 数据为0.8%,第四季度预计为0.7%左右，从而使全年 CPI 数据保持在0.8%左右，距离2% 政策目标还有较大的差距；PPI 则仍保持负增长状态，全年 PPI 值预期为 -1.3%,其中第四季度的数值为 -1.5%左右。第四，政府财政。国债利息偿还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为2.8%,在本金通过借新债还旧债或展期安排的情况下，上述偿还压力基本保持在安全线以内；各成员国平均债务率为 85.6%,不仅明显低于日本的数值，而且相较于美国的债务率水平也低 12 个百分点以上；欧元债务的区内持有量达到42.7%,且保持稳定提升的态势，区内市场的信心指数明显回升。第五，金融市场。欧洲央行投放货币增速达到4.2%,M3 的增速达到1.5%,明显超过 GDP 的增速，说明欧洲央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选择未发生变化；欧元区内部贷款增速下降1. 4%,速度明显放缓，但实体经济仍未获得充裕的资金支持；欧元区政府债券投资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全年投资规模增长 10%左右，但第四季度增速预期将高达60%.
总体上，在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的推动下，日本和欧盟都采取了有效政策化解危机风险和推动经济增长。预计 2014 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将达到或接近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速，并通过其巨大的需求市场和技术创新、金融创新能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强大而稳定的动力，发达国家有望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
二、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的中国经济
2013 年的中国经济，既要全面推进经济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完善市场的决定性地位；又要沉着应对世界经济在复苏期“拐点”的复杂矛盾，抓住发达国家经济形势好带来的有利契机，压力巨大、机会巨大、意义巨大。从经济的运行情况看，表现出稳定、创新和优化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宏观经济形势基本稳定，各项经济指标保持良好。
第四季度，GDP 同比增速达到 7. 7%,与全年经济增速持平，较三季度下降 0. 1 个百分点。
全年 GDP 总量达到 568 845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7. 7%.
在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我国物价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全年 CPI 的值同比上涨 2.6%.其中，城市上涨2.6%,农村上涨 2.8%.其中，食品和居住价格上涨是导致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食品价格上涨4.7%,居住上涨 2.8%.全年 PPI 同比下降1. 9% ,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走势基本相同，在房地产市场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暂不必担心通货紧缩风险。月度的 CPI 和 PPI 情况见图4 所示：
就业状况总体平稳。截至 2013 年年末，16周岁以上至 60 周岁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 91 954万人，同比减少 244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 6%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 20 243 万人，占总人口的14. 9%,65 周岁及以上人口13 161 万人，占总人口的 9. 7%,中国社会老龄化特征明显。
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 73 111 万人，增加1929 万人，乡村常住人口 62 961 万人，减少 1261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 53. 73%,城镇化率提高1. 16 个百分点。2013 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 76 977 万人，增加 273 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38 240 万人，增加 1138 万人。
（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增速明显提升。
2013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 56 957 亿元，增长4. 0% ;第二产业增加值 249 684 亿元，增长7. 8% ;第三产业增加值 262 204 亿元，增长8. 3% .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有所提升，占比水平达到 46. 1%,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的占比情况（第二产业的占比为 43. 9%）。
农业生产再获丰收。全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60 194 万吨，同比增加 1236 万吨，增长2. 1% .全年棉花产量 631 万吨，减少 7. 7% ;油料产量 3531 万吨，增长 2. 8%;糖料产量 13 759万吨，增长 2. 0%.猪牛羊禽肉产量 8373 万吨，增长 1. 8%.禽蛋产量 2876 万吨，比上年增长0. 5%;牛奶产量 3531 万吨，下降 5. 7%.农业产出水平总体平稳，为物价稳定和农产品价格改革准备了有利条件。
工业生产形势保持基本平稳。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 7% ,高于 GDP 增速 2 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同比增长 9.5%,二季度增长 9.1%,三季度增长10. 1% ,四季度增长 10. 0% .采矿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4%,制造业增长10.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6.8%.制造业成为工业生产的重要驱动力量。在地区结构上，东部地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9%,中部地区增长10.7%,西部地区增长11.0%,中西部地区在国家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进一步提高。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达到97. 8% ,市场环境基本保持平稳。
需要说明的是，全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3.7%,向“十二五”规划的目标稳步推进。
（三）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稳步调整，出口形势渐趋明朗。
2013 年，最终消费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是50% ,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是 54. 4%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是 -4. 4%.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下降。
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36 528 亿元，同比增长 19. 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9. 2%）。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 144 056 亿元，增长 16. 3%;民间投资 274 794 亿元，增长 23. 1%,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63%.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比上年增长 17. 9%,中部地区增长 22. 8%,西部地区增长 23. 0%.从到位资金情况看，全年到位资金 480 38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 1%.其中，国家预算资金增长 17. 0%,国内贷款增长 14. 4%,自筹资金增长 20. 8%,利用外资下降 3. 7%.
2013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86 013 亿元，同比增长 19. 8%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9. 4%），与固定资产增速基本持平，其中住宅投资增长19. 4% .住宅销售面积增长 17. 5% ,住宅销售额增长 26. 6%,住宅平均单价上涨 6%.全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 122 122 亿元，比上年增长26. 5% .其中，国内贷款增长 33. 1% ,自筹资金增长 21. 3%,利用外资增长 32. 8%.
家庭消费稳步增长，市场销售平稳扩大。
2013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4 380 亿元，比2012 年名义增长 13. 1% （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1. 5%）。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202 462亿元，比上年增长 12. 9%;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1 918 亿元，增长 14. 6% .社会关注的餐饮收入 25 392 亿元，同比增长 9. 0%,一般餐饮企业并未受到影响，反而保持较快增长。在关键商品上，汽车类增长 10. 4%,家具类增长 21. 0%,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 14. 5%.
贸易总额全球第一，出口增长有所回升。
2013 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 41 603 亿美元，比2012 年增长 7. 6% ,超过美国 （ 约 3. 9 万亿美元），① 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其中，出口22 100 亿美元，增长 7. 9% ,进口 19 503 亿美元，增长 7. 3%.进出口相抵，顺差 2597. 5 亿美元。
出口额中，一般贸易出口 10 876 亿美元，增长10. 1%,加工贸易出口 8608 亿美元，下降 0. 2%.
（四）收入分配格局有所改善，居民收入继续增加。
2013 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 29 547 元。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 955 元，比2012 年名义增长 9. 7%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 0% .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4 200 元，比 2012 年名义增长 10. 1% .按城镇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1 434 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8 483 元，中等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24 518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32 415 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56 389 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8896 元，比 2012 年名义增长 12. 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9. 3%.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 7907 元，比 2012 年名义增长 12. 7%.按农村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 2583 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纯收入 5516 元，中等收入组人均纯收入7942 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纯收入 11 373 元，高收入组人均纯收入 21 273 元。
2013 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0. 473.
全年农民工总量 26 894 万人，比 2012 年增加633 万人，增长 2. 4% ,其中，本地农民工 10 284万人，增长 3. 6%,外出农民工 16 610 万人，增长1. 7% .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 2609 元，比2012 年增长 13. 9% .
从城乡居民的收入结构看（见图 5），城镇居民的经营性收入明显超过了农村家庭，说明农村要素市场仍未有效放开，经营范围相对较窄，在土地制度、经营组织方式上的改革仍需大力推进。
(五） 金融市场总体稳定，货币信贷平稳增长。
2013 年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10. 65 万亿元，比 2012 年年末增长 13. 6%,狭义货币（M1）余额 33. 73 万亿元，增长 9. 3% ,流通中货币（M0）余额 5. 86 万亿元，增长 7. 1%.
12 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71. 9 万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104.38 万亿元，存贷比为68.9%,较2012年的情况有所好转。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8.89 万亿元，比 2012 年多增 6879 亿元，新增人民币存款12. 56 万亿元，比 2012 年多增 1. 74 万亿元。
从新增社会融资的情况看，2013 年社会融资总规模达到 17. 29 万亿元，其中构成结构如图6 所示。其中，人民币贷款的规模上升到 53% ,较 2012 年有明显的提升；而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类影子银行业务占比下降到 28%,金融市场的风险得到明显控制；企业债券的占比达到11%,基本保持稳定，其中地方融资平台的城投1融企业的股票融资规模较小，只占到 1% 的水平，在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推进下，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应得以发展和壮大。
总的来看，2013 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但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经济正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尚待缓解，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仍需巩固。
三、财政总体形势稳定，税制改革环境良好
2013 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 129 143 亿元，同比增长 10. 1%,增幅为 11 889 亿元；公共财政支出为 139 744 亿元，同比增长 10. 9%,增幅为 13 791 亿元；政府赤字为 10 601 亿元，小于年初预算数字，赤字率为 1. 86%,低于国际安全线 1. 14 个百分点。
（一）全国财政收入情况。
全国财政收入包括公共财政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两部分，收入总额共计 181 382 亿元。
其中公共财政收入占比约为 71. 2%,政府性基金收入占比为 28. 8%.具体有：
1. 公共财政收入情况。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29 143 亿元，同比增长 10. 1% .其中，中央财政收入 60 174 亿元，同比增长 7. 1%,占全国财政收入的 46. 6%;地方财政收入 68 969 亿元，增长12. 9% .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110 497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9. 8%.全国公共财政收入主要项目情况如下：
第一，国内增值税28 803 亿元，比2012 年增长 9%.其中，中央增值税 20 528 亿元，增长4. 3% ,增幅偏低主要是受工业增加值增速趋缓，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以及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后结构性减税等因素影响；地方增值税8275 亿元，增长 22. 8% ,增幅较高主要是由营业税改征的增值税全部属地方收入，其中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值税完成 1542 亿元。
第二，国内消费税 8230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4. 5%.
第三，营业税 17 217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9. 3% .其中，房地产营业税 5411 亿元，增长33. 6% ;受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拉动，建筑业营业税 4315 亿元，增长 16. 5%;金融业营业税3172 亿元，增长 10. 3% ;受营改增影响，交通运输业营业税 604 亿元，下降 37. 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业税 962 亿元，下降 7%.从营改增后的税收收入情况看，两类行业的总体税负有所下降，降幅约在 10%左右。
第四，企业所得税22 416 亿元，比2012 年增长 14%.扣除年度间退税等不可比因素后增长约 8%.分行业看，金融业企业所得税 6276 亿元，增长 14. 3%;房地产企业所得税 2850 亿元，增长 25. 1%;工业企业所得税 7422 亿元，增长1%,与前11 个月累计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3. 2%相比存在差距，主要是受建材、钢坯钢材、有色金属、通用设备等行业企业所得税下降，以及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影响。
第五，个人所得税 6531 亿元，同比增长12. 2% .其中，工 薪 所 得 税 4092 亿 元，增 长14. 4% ,主要是受居民收入增长及加强征管的影响；财产转让所得税664 亿元，增长38%,主要受二手房市场交易活跃和房屋转让个人所得税核算方式调整的影响。
第六，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 14 003 亿元，比 2012 年减少 799 亿元，下降 5. 4%;关税2630 亿 元，比 2012 年 减 少 154 亿 元，下 降5. 5% .进口环节税收下降，主要是受一般贸易进口增长低于预期，大排量汽车等高税率产品进口减少，原油、铁矿砂等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等因素影响。出口退税 10 515 亿元，比 2012 年多退86 亿元，增长 0. 8% .全年出口退税与实际出口增长大体适应，基本上做到了应退尽退。
第七，其他税种的情况：车辆购置税 2596 亿元，增长 16. 5%,主要受汽车销量增长 13. 9% 拉动。受房地产成交量增加带动，契税 3844 亿元，增长 33. 8%; 土 地 增 值 税 3294 亿 元，增 长21. 1% ;耕地占用税 1808 亿元，增长 11. 6% ;城镇土地使用税 1719 亿元，增长 11. 5%.
第八，非税收入18 646 亿元，比2012 年增长12. 1% .其中，中央非税收入 3540 亿元，增长22. 9% ,主要是部分企业一次性上缴利润增加；地方非税收入 15 106 亿元，增长 9. 8%.
2. 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2013 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 52 239 亿元，比 2012 年增加14 704 亿元，增长 39. 2% .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 4232 亿元，增长 27. 5%.主要是为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近年依法新设立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增加。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本级）48 007 亿元，增长 40. 3%.主要是土地出让合同成交价款增加较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41 250 亿元，比上年增加 12 732 亿元，增长 44. 6.
（二）全国财政支出情况。
全国财政支出分为公共财政支出和政府性基金 支 出 两 部 分。2013 年，合 计 支 出 规 模189 860 亿元。
1. 公共财政支出情况。2013 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 139 744 亿元，比 2012 年增加 13 791亿元，增长 10. 9%.其中，中央本级支出 20 472亿元，比 2012 年增加 1707 亿元，增长 9. 1%;地方财政支出119 272 亿元，比2012 年增加12 084亿元，增长 11. 3%.
分结构看，教育支出 21 877 亿元，增长 3%,增速较慢主要是受 2012 年基数较高 （ 增长28. 3% ）的影响；科学技术支出 5063 亿元，增长13. 7%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520 亿元，增长11. 1% ;医疗卫生支出 8209 亿元，增长 13. 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 417 亿元，增长 14. 6%;住房保障支出 4443 亿元，下降 1%,主要是按计划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工作量比 2012 年有所减少；农林水事务支出 13 228 亿元，增长 9. 7%;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1 067 亿元，增长 21. 9%;节能环保支出 3383 亿元，增长14. 2%;交通运输支出9272 亿元，增长 13. 1% .
2. 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2013 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 50 116 亿元，比上年增加 13 786亿元，增长 37. 9%.中央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2761 亿元，增长 26. 9% ; 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47 355 亿元，增长 38. 6%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 收 入 安 排 的 支 出 40 600 亿 元，增 长41. 9% ,主要是征地拆迁补偿等成本性支出增加较多。
四、以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目标的新积极财政政策
2014 年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精神的起步之年，也是确立“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新定位的关键阶段，财政宏观调控政策作为国家基础性的宏观调控工具，也将在继续坚持积极财政政策取向的条件下，进行深入的改革和调整。根据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以及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改革要求，我国 2014 年财政政策的定位应是：以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目标的积极财政政策。具体的政策设计原则和政策措施安排如下：
（一）新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原则。
构建以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目标的财政政策将在本文中简称为新积极财政政策。新积极财政政策将以完善市场体系、减少政府干预和促进社会公平作为改革的基本目标，将财政政策手段的运用置于市场的规则之下，在推动市场体系完善的同时，规范政策手段的运用，提升宏观政策体系的前瞻性和科学性，使政策的扩张力和市场的导向力更好的叠加在一起，使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实现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的良好局面。
为实现上述政策目标，新积极财政政策需坚持以下规划原则：
第一，增加需求。增加需求是财政政策在总需求层面要形成支撑，避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总需求波动而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同时为全面改革的推进准备相对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当前，利用财政政策增加总需求的办法不能立足于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张，而只能在保持正常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行政事业和服务性支出进行严格的控制，加大社会公共产品的保障力度，保障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在增加当期总需求的同时，为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调整结构。调整结构是在经济稳定发展的情况下，“求进”和“有为”的重要内容。调整经济结构既要顺应市场的基本规律，顺势而为；又要积极创造条件，凝聚合力，择机而动。因此，调整结构的财政政策重点是既要通过结构性减税安排来拓展市场空间，发挥市场效力；又要通过补贴和投资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分担市场风险，弥补市场的缺失。
第三，提升效率。提升效率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提升市场效率，也即拓展市场领域，完善市场机制，提升市场价格机制、创新机制的灵敏度和调配资源的能力；二是提升产出效率，近年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要素从农业领域向非农领域转移高度相关，但这种模式的空间已经大幅度压缩，亟须在非农领域内部形成新的产业比较优势和提升企业的产出效率；三是提升政策效率，也即强化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统一性和协同性，避免政策措施的目标分散和管理粗放，提高政策配属资金的使用效率。
第四，优化配置。优化配置既包括支持和完善市场，以提高市场的资源配置结构和效果，也包括在更大的范围内调动财政资源存量，与新增增量资源一起优化配置。在坚持市场与财政资源各自优化配置的基础上，将市场机制引入到财政资源的配置之中，也即财政和政府的资源配置要在坚持公平正义的基础上，注重配置手段的合法性和效率性，注重政府资源配置与市场资源配置结果的协调统一。
第五，完善市场。完善市场的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拓展市场范围，让尽可能多的资源由市场来进行配置，财政要通过税收、引导、补偿和主动引入等手段将更多的资源和要素置于市场环境之中，消除“内部化”的动因，使市场机制发挥效力的空间不断扩大，使政府资源配置的方法在法律框架下和公平公正的原则下，逐步市场化；二是弥补市场缺陷，我国的市场运行还存在一系列的影响因素限制其市场效力的发挥，这些因素包括“外部性”因素、垄断因素、公共物品因素和知识私权因素等，要下决心减少行政审批，保持市场统一，控制不合理的歧视性优惠政策；三是消除市场瓶颈，我国市场瓶颈包括基础设施瓶颈、市场避险机制瓶颈、交易促进和保障制度瓶颈以及市场行政分割和设租风险瓶颈等，解决的方法是既要保持政府对基础设施投入的力度，完善基础设施的结构和使用，又要大力完善制度建设和推进管理改革，重点发挥好政府的制度提供职能、市场建设职能和产业监管职能。
（二）新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框架。
新积极财政政策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与市场机制和企业需求紧密结合，以扩张总需求和促进要素供给为抓手，统筹推进，并与货币政策相协调，形成合力。
从 2014 年政策目标的选择来看，首要的一条是稳住经济增长态势，使其能够在较为合意的区间运行，扩张总需求成为最直接也最为有效的政策手段；而其次，通过简单调动要素的配置结构，可以改变要素的性质并促进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升，形成供给方的有效扩张。需求和供给双向并举，有望在较短的时间内稳住经济形势，并通过刺激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积极因素，形成部分投资和消费热点，在强调市场公平和自由竞争的前提下，形成经济转入长周期增长阶段的坚实基础。将财政政策的改革和能有效扩张总需求与促进要素供给的政策进行整合归类，形成 2014年新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十二条”.
1. 着手对财政政策的运行机制和架构进行研究和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界定将公共财政体系原来的二元架构调整为三元架构，也即将“政府财政-社会公众”间的简单逻辑关系推进到“政府财政-国家治理-社会公众”的复合关系，财政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而国家治理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服务，避免了因过度陷于微观层面而给财政工作带来的被动。这一关系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内在特征之一，并要求我们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推进：
一是支持各预算部门就财政资金的需求规模、使用方式、产出效果展开研究，找到治理的盲区、挖掘政策的潜力、形成科学的机制；二是深入开展财政政策的中介目标体系、规范的政策手段和结构化的调控要求的研究工作，并争取形成税制、补贴、投资和转移支付等领域的标准化手段和中介指标体系；三是以结果为导向开展财政资金使用的评估工作，财政政策从目标、机制和手段上退出微观领域，但对于资金的支出管理仍将延伸到具体的项目，并以结果为导向进行资金使用绩效的评估工作。当然，这一评估工作是借助不断完善的绩效评估市场来完成的。
2. 积极响应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防范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波动风险。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其中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允许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第二，对于农村宅基地，要保障用益物权，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第三，对于农村承包经营土地，要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第四，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
这些改革的逐步推进将影响现行土地市场结构，并改变土地出让收入的分配状况，地方政府的土地垄断权被打破，土地成本上升，净收入规模下降，从而将导致以土地出让收入为还款来源的部分债务出现违约风险。可考虑由中央财政主导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稳定资金，余额滚动并委托全国社保基金运营管理；或与货币当局积极合作，加快市政债的改革进程，明确区分企业债务和政府债务，允许部分到期债务展期或借新债还旧债，以发展和改革来化解风险。
3.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约束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投资边界，提高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上缴力度，有序退出不合理和不必要的国有资产投资领域。目前，我国经营性国有资产约有 7. 2 万亿元，每年上缴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约为 1572亿元，远低于上市公司的年度分红水平。可考虑进一步提高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上缴比例，形成国有资产对社会和国家的良好回报，支持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同时，还应对部分国有资产启动退出性安排，向社会资本开放市场，并通过国有资产的变现、换股和引进战略投资者提升国有资产的收益水平和竞争能力，通过国有资产的处置所产生的收益主要用于支持中长期的收入分配改革和土地资源的配置改革等，同时，也可以部分用作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形成市场、化解风险。
4. 继续保持一定规模的财政赤字，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形成一批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投资对象的新投资热点。在措施安排上可以考虑以下四点：一是对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产品应继续保持投资安排，但应与经济发展和生活需要密切结合，注重建设质量和工程维护，避免1现金流的基础设施和准公共产品，采取股权融资或公私合营（PPP）等多种方式鼓励社会资本的进入；二是积极与市场力量合作组建创业投资基金，鼓励创业投资的环节前移到实验室技术转换和新产品推广阶段，一方面为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积累力量，另一方面形成较高收益但同时具有较高风险的投资热点；三是为企业技术改造和产能扩张提供支持，包括补贴、贴息、担保，可考虑通过对当前各项产业基金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大资金力量，拓展覆盖领域；四是用足用好国债发行空间，2014 年应继续保持1. 3 万亿元左右的赤字安排，其中中央赤字可考虑不低于 7000 亿元，地方赤字可以达到 5000 亿元以上，以在债务安全区间内，保持政府的直接投资或投资引导能力。
5. 以优化消费结构、扩张服务消费和改善消费渠道为重点，大力促进消费增长。2013 年的消费结构中，家电、家具、通讯和汽车四大类耐用消费品占商品类零售总额的比重预期将不足20% ,占比明显低于美国的 50% 左右的水平。
当前，可考虑继续实施消费补贴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促进政策，如对环境类产品消费实施为期一年的消费补贴安排，或是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群体在一定规模内的商超粮食、服装类消费实施增值税退税政策，退税率可定于 10% 左右，并由中央财政承担。服务消费是我国消费扩张的重点，简单地把餐饮消费看做服务消费的代表，2013年前11 个月，餐饮消费的规模达到22 913 亿元，与同期商品消费的比值为 0. 12∶1,即使考虑到全部服务消费品，与商品类消费的比例关系也只达到 0. 3∶1 的水平，相于美国的 2∶1 的结构，差距很大。当前应有步骤的推进服务消费的发展，包括促进政务服务的消费、生产性和生活性相融合服务的消费和人民生活所必需的专业服务消费，短期内可考虑以政府行政绩效管理、信息服务消费和养老服务消费为重点展开，并着手推进政务服务市场的建立和完善。
6. 促进进出口发展，利用世界经济进入复苏阶段的有利时机，拓展我国出口商品的市场范围，提升我国产品竞争能力，形成进出口协调发展和以贸易完善市场改革的良性循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利用美元汇价波动的有利时机，根据 WTO 协定和原则的要求，通过出口退税、出口信贷和政府的贸易商业服务等措施推动出口产业扩张；二是立足于扩张生产、提升质量和满足生活需要，完善进口机制，使进口能够与促进国内产业竞争，增强出口产业竞争力和突破国内资源（含中间产品）的瓶颈相结合，促进符合国家产业导向和居民生活需要的产品贸易便利性措施；三是改造和提升加工贸易水平，使我国加工贸易能够楔入国际供应链的核心环节，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参与国际战略协作，分享技术外溢效果，形成本身具有的特色竞争优势。
7. 完善政府采购体系，改变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从政府养人、养事，到政府买事、买服务。目前，我国政府采购的规模每年达到1. 4 万亿元，但多数采购对象为商品类和工程类，涉及政务和公共服务类的较少。大量的政务和公共服务采用政府养人、养事的方式进行，事业单位和其他服务提供者面临的对象较少，产业渠道较为狭窄，难以促进公共服务的专业化、效率化和产业化。应下大力气推进事业单位改革，转变政务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形成政府与事业单位和其他服务企业之间的市场通道和市场机制，推动我国政务和公共服务产业的快速发展。
8. 稳步推进城镇化的发展，重视城镇化进程中所带来的要素供给效应，科学设计推进城镇化的政策体系，使政府承担的公共成本和非农就业、城镇安居能够有序的结合起来。城镇化可以提供较为充裕的非农劳动力和资本集聚，为城镇非农劳动力的增长和农业深加工产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发展积蓄力量，同时，为农村地区的资产流转和生产组织方式转变提供条件。但城镇化的进程不宜盲目求快，要与城镇的容纳能力，非农产业的承载能力和农民再就业的生产技能培训相结合。目前可适度放缓单纯以农民工转移就业的城镇化的步伐（即业的城镇化），集中力量突破农民工居业同地、同城的瓶颈（即居的城镇化），努力启动和拓展城镇户籍人口与新迁入人口之间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的一体化（即人的城镇化）。着手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并开展评价指标和规模标准的研究工作，可考虑率先在部分西部省区开展试点工作。
9. 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支持具有创新性、成长性和持续性的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形成自主创新的坚实基础和产业分工细化的有效载体。2009 年以来，国务院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正在发挥作用，并为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近期在落实好国务院相关支持政策的基础上，还应着力推进以下三项改革措施：一是中小企业市场公平机制建设，除非法律限制或国务院的其他规定，不得限制中小企业参与相关市场竞争，对于企业资格、资质的评选和考核也应制定对中小企业实质公平的规则和原则；二是完善中小企业市场化的评价体系建设，使得中小企业的经营信息相对透明，以消除市场的不信任感，建立对中小企业的企业主和管理团队的终身评价数据库，建立企业信誉和信用；三是为中小企业兼并和并购融资提供便利，包括允许中小企业为完成企业并购发行优先股，或者为中小企业兼并大企业提供临时的金融支持（包括私募基金的准入等）。
10. 积极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构建实体商品与金融商品的连接渠道，在提升市场效率、促进金融深化的同时，形成有指导性的关键商品的定价权。目前应选择对国民经济影响较大的初级产品来构建现货和期货交易市场，包括煤炭、原油、铁矿石等，同时，应着手稀土等标准合同的建设。此外，按照生态文明的建设要求和我国节能减排的现实需要，也应逐步构建全国性和部分区域性的碳排放权和排污权交易市场，实现环境资源的有偿使用和环保收益的有效实现。
11. 继续推进“营改增”扩围，坚持结构性减税的政策思路，降低企业税负，优化企业税制，提升企业的设备投资、改革和产品创新能力。在交通运输业与 7 类现代服务业全国扩围的基础上，积极总结经验，提前调研、研究和宣传，降低扩围门槛，提升政策效果，适当加速扩围进程，形成政策合力，为整体税制改革和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打开新局面。在下一步的“营改增”改革的扩围中，可考虑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方案：对于一般纳税人，将以行业为标准，根据既定的扩围计划和方案渐次纳入改革进程，最终在 2015 年总体上完成“营改增”的扩围改革；对于小规模纳税人，由于其基本处于减税状态，可以制定先期推进，形成国内改革的“早期收获计划”.此外，对于所得税和财产税等领域也应根据产业创新、整合和发展的需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和安排，促进实体经济发展，鼓励自主创新和管理创新。
12. 开展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摸排、统计工作，着手准备税收优惠的立法工作研究。要保证税制统一、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目标，维护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和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开展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摸排、统计工作，为下一步清理税收优惠政策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还应着手开展税收优惠管理的立法工作，以税收法定、优惠法定、政策与手段法定为目标，探索优惠政策清理的目标、步骤和措施安排，以及税收优惠立法的基本目标、结构与原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