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减速 人民币稳定是关键(3)

　　
　　让人民币快速贬值到位，是否有助于化解当前汇率政策困局，缓解经济增速下滑之势？ 理论上看，一方面，人民币快速贬值到位有利于加强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提振疲弱的出口，同时也将使部分对国外商品的需求转向国内，减少进口； 两者同时作用，扩大净出口，对日趋下滑的经济增速将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人民币贬值势必使资本大量外流，它将对经济流动性形成负面影响，加剧资金面的紧张程度。考虑到外汇占款在当前经济流动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外流将加剧资金面的紧张程度，对未来投资形成拖累； 除此之外，仍持有较多美元负债的企业也将蒙受损失，同样可能影响其未来投资。有利影响与不利影响交织，具体的综合效应不易确定。
　　
　　为了准确衡量人民币陡然贬值可能造成的复合影响，课题组利用CQMM模型对这一情景进行模拟，量化分析汇率快速贬值对当前经济可能产生效应，并进一步分析其综合效应，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照。
　　
　　（二） 模拟结果。
　　
　　如果放任人民币快速贬值到位，至2016年底贬值13%,确实可能有利于净出口增加，进而对整体经济产生正面影响。然而，这一快速贬值带来的大规模资本外流将使本已显露颓势的投资雪上加霜，对整体经济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以现价、美元计算的出口增速2016年上升至2.67%,较基准预测高出1.84个百分点；2017年进一步上升至3.46%,比基准预测高出1.38个百分点。进口增速在2016年和2017年则分别较基准预测下滑1.09和0.99个百分点，分别达到- 9.45%和- 5.87% .政策模拟结果表明，如果人民币在未来两年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对出口的提升和对货物贸易顺差的改善作用将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虽然人民币的快速贬值能够带来出口的提升，但是，如前所述，它也将进一步恶化资本外流的局面。基于CQMM的模拟显示，如果人民币在2016年快速贬值至1美元兑7.3元人民币，或将引起11 560亿美元的资本外流。鉴于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发放中占有重要的份额，这一规模的外流势必造成流动性供应的紧张，进而抑制本已显露颓势的投资。根据模拟，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16年增速将从基准预测的9.13%下滑至8.02%,2017年则进一步由基准预测的9.22%下滑至7.72% .这一变化也将令今后两年投资占GDP的比重由预测的45.99%和45.14%分别下滑到45.67%和43.65% .
　　
　　第三，人民币贬值对进出口的正面冲击和对投资的负面冲击同时作用，将使GDP在预测期内互有消长。2016年，在人民币陡然贬值的刺激下，大规模资本外流造成的投资萎缩超过净出口的增长作用，GDP增速将由预期的6.66%下降0.21个百分点至6.45%;2017年，随着贬值预期削弱、资本外流缓解，GDP增速将由预期6.58%轻微上调至6.59% .然而，如果扣除掉基数效应，整体的净增长效应并不容乐观。此外，考虑到人民币快速贬值对外部环境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给国内经济环境带来一些结构性负面影响，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是更有利的政策选择。
　　
　　三、政策模拟分析Ⅱ： 需求结构转换背景下的结构性供需失衡。
　　
　　（一） 背景分析。
　　
　　为应对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实施了以“四万亿”投资计划为代表的庞大的财政刺激政策，然而仅仅时隔两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就从回升再度掉头向下，持续下行至今。沉重的现实促使决策高层全面反思自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以总量需求为主导，侧重需求面，“大水漫灌”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缺陷，以及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却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症结（CQMM课题组，2014;2015a;2015b） ; 于2015年末提出了适应经济新常态，重在改善有效供给能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政，明确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重点任务以及“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宏观调控总体政策思路，坚定了从供给侧着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发挥我国经济巨大潜能的战略方向，做好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政的提出是本届政府对过去数年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期叠加”和“新常态”判断的进一步探索和升华，是最高决策层基于当前经济形势全面深刻认识，针对现实经济中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问题，提出的治理方略。对于一个具备广阔内部市场的国家而言，在借助外部市场和工业化顺利跨越贫困增长阶段之后，其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早已转向国内，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症结是非均衡发展下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而非周期性和外部性冲击。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是目前中国经济的典型特征。
　　
　　然而，如何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需进一步深化研究，其关键在于： 第一，发生当前严重的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经济发展阶段背景是什么？ 第二，能够有效实现供给结构调整的是看得见的手还是看不见的手？ 第三，如何让看不见的手在实现供给结构调整中充分发挥作用？
　　
　　我们认为： 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清楚认识需求结构及其基本发展变化趋势。适应中等偏上收入向发达经济过渡阶段的需求结构转换，解决供给结构无法适应需求结构转换而出现的各种体制性、政策性障碍，市场机制将比看得见的手更快、更好、更彻底地实现供给结构调整。
　　
　　（二） 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迁及其趋势展望。
　　
　　利用1992-2012年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八大类消费支出的调查数据，可以描绘出二十多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轨迹。二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顺利突破贫困障碍，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呈现出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食品衣着类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原先近七成以上，逐渐降到五成以下。与此同时，交通通信和住房的支出大幅提高，逐渐成为消费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消费结构的演变，基本符合发展经济学的理论预期，也与以往的国际发展经验相一致。当一个国家由贫穷向中等收入过渡时，随着资本财富的积累，消费者会逐渐降低对食品、衣着等满足最基本生存物品的消费，而逐渐提高对更高层次、更高享受的实物消费比重。这就从需求层面解释了中国的汽车和房地产业在过去二十年间的高速增长。可以说，正是因为，居民对交通和住房的强烈需求，使得一旦制约这两大产品供给的体制障碍被突破，两个产业很快就发展起来，并迅速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第二，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产品的支出比重较低，不及全部支出的20% .并且，从趋势上看，自2002年以来，这两类支出的占比还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其中，一方面是由于住房、交通通信等现阶段居民主要消费项目占比提高带来的挤压； 另一方面，也与这些服务产品本身的供给机制不畅、价格高企息息相关。
　　
　　从现有的消费结构出发，未来五到二十年，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将会如何进一步演变呢？ 理论上，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由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的过渡，居民消费的结构将开始由以实物消费为主转变为服务消费与高质量的实物消费并重，渐趋服务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对比韩国的转型发展经验，这一判断基本成立。因此，课题组认为，在今后十年之内，随着中国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十三五期间人均名义GDP将突破10 000美元） 过渡，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将出现新一轮的升级转换。以住房交通和食品衣着等实物消费为主，逐渐转变为以服务消费与高质量的实物消费并重。它将逐步替代已高速增长了近二十年的住房交通消费需求，成为未来十到二十年之内，中国经济的主要新增消费需求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