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绝经期是妇女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围绕着如何应对围绝经期症状及管理形成了围绝经期妇女对绝经的认知和看法。疾病认知理论认为,人们为理解和处理面临的状况,根据自身所能获得的具体和抽象的信息资源,均在意识中构建了自己的疾病认知。疾病认知过程是人们利用过去的疾病知识或经验来分析解释当前的症状(或疾病)。疾病认知的主要理论基础是Leventhal等创立的自我调节模型,该模型认为人们的疾病认知主要包括决定对疾病的情绪和行为反应的5个方面,即识别、原因、时间、结果和可治愈性/控制性。识别指对疾病、症状及症状之间相互作用的识别;原因是指病人对疾病或症状可能原因的判断;时间指疾病或症状的持续时间或是否急慢性发作及是否周期性发作;结果指病人对疾病严重性及其对生理、社会和心理功能影响的判断;可治愈/控制性指病人自身对疾病的控制感及对治疗有效性的信念。
研究结果表明,具有积极主动思维的病人对疾病的固有理解决定其在面临健康威胁或疾病时的应对行为(包括求医行为和治疗依从等),从而直接或间接对预后产生重要影响。虽然绝经是一个正常的人生阶段,而不是疾病,自我调节模型对探讨妇女的绝经认知似乎是一个合适的框架,这反过来可能会揭示她们在围绝经期的经历、寻求帮助的行为和调整适应这些方面的个体差异。本研究基于自我调节模型的疾病认知探究围绝经期妇女的认知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临床护理提供借鉴。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选择
采用方便抽样,选取2013年5月—2013年11月在某医院住院病人的女家属417例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年龄45岁~55岁的女性;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能较好地配合问卷调查;调查对象知情同意。排除严重躯体疾病、智力障碍和认知障碍等重型精神障碍者;无法进行沟通交流或无法理解本调查意思的围绝经期妇女;外科绝经(卵巢或子宫切除、化疗)妇女。
1.2调查方法
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培训,统一要求与标准。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向被调查对象进行一对一调查及收集资料。调查内容主要有:一般情况和认知情况。认知评价采用由Hunter等基于Leven-thal的自我调节模型设计的围绝经期认知问卷(meno-pause representations questionnaire,MRQ),问卷包括对绝经的症状识别、结果、持续性及可控制和治疗的认知。症状识别指将潮热和月经改变等这些一般症状归因于绝经;结果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以及认为围绝经期持续时间长或短。随后Hunter还应用该量表对80名49岁~56岁妇女进行测量,测得结果的内部一致性和重测信度均较好。该量表分为2个亚量表,其中亚量表(一)20个条目,为症状识别部分,选项为“不是”“不确定”“不是”,分别赋值1分、2分、3分。亚量表(二)为其余3个部分,有17个条目,经预调查信效度检验删掉2个条目,最后只有15个条目,有3个维度,即结果(8个条目)、持续性(3个条目)、应对(4个条目)。每个条目均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完全同意,分别赋值1分、2分、3分、4分、5分。由于该量表4个维度表现的是4个不同方面,对总体的认知得分分析没有意义,故分层面分析。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描述性统计方法采用均数、标准差、构成比、中位数及四分位数间距等。由于认知得分不满足正态分布,故采用非参数检验方法进行分析,非参数方法主要为两独立样本(Mann-Whitney U检验)或多独立样本(Kruskal-Wallis H检验)秩和检验以及两两比较的Nemenyi法检验；所有变量的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
2、结果
2.1一般资料
本研究最终纳入的研究对象为417例,年龄45岁~55岁(49.82岁±3.17岁);文化程度均较低,分别为初中以下56.6%,高中或中专31.4%,专科7.4%,本科及以上4.6%;职业分布较广,农民占29.7%,家庭主妇占25.0%,工人占12.9%,职员占10.6%,商人占6.7%,技术人员与干部各占3.8%,其他职业占7.4%;大多数有伴侣,占95.2%;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人数相当,各占46.8%和53.2%;大部分家庭人均月收入水平在1 000元~3 000元,占50.1%,1 000元以下、3 000元~5 000元、5 000元以上分别占14.6%、24.7%、10.6%;至于家庭关系方面,大多数人(90.2%)的家庭关系是和睦的,只有少数人家庭关系是冷淡(6.2%)或争吵的(3.6%);有家庭或个人事件突发的占22.1%,没有的占77.9%。
2.2绝经情况
绝经年龄分布于37岁~55岁,自然绝经年龄48.89岁±2.74岁,其中城市妇女绝经年龄为49.12岁±2.87岁,农村妇女绝经年龄为48.56岁±2.54岁;调查时未绝经244人(58.5%),绝经173人(41.5%);其中未绝经者中有100人处于围绝经前期(41.0%),144人处于围绝经期(59.0%);有121人有过痛经史,占29.0%,无痛经史296人,占71.0%。
2.3影响围绝经期妇女认知的单因素分析
2.3.1围绝经期妇女对绝经症状的识别
倾向于认为是由绝经引起的症状有记忆减退、情绪波动、性欲下降、月经不规则、疲倦、阴道干燥、睡眠困难、焦虑,其中记忆减退症状选“是”的人高达61.2%,而其他的在42.2%~59.5%。倾向于认为不是由绝经引起的症状有头晕、头痛、抑郁、皮肤问题、体重增加、呼吸急促、感到水肿,其中呼吸急促、感到水肿,选“不是”的人均超过了40%。此外,对潮热、夜间盗汗、各种各样的疼痛、关节僵硬、月经过多这几个症状则更多的是持不确定态度。得分越低,表示更倾向于将绝经症状归结于绝经。对绝经症状的识别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的有家庭关系、有无事件突发、痛经与否、有无绝经及绝经状态,其他方面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详见表1。
2.3.2围绝经期妇女对绝经的认知比较
运用Kruskal-Wallis H检验,得到不同家庭关系、有无事件突发在对绝经认知的各个层面上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家庭关系争吵的或有事件突发的围绝经期妇女更倾向于持消极的态度,缺乏信心应对绝经,且更倾向于认为绝经时间长。除此之外,还存在统计学差异的有教育水平、职业、户口、收入、是否绝经对绝经认知的应对层面。学历较高、非农民职业、城市户口、收入较高及未绝经围绝经期妇女更有信心面对绝经。 其他类别在各个层面均无统计学差异。详见表
3、讨论
3.1围绝经期妇女对围绝经期症状的识别
根据自我修正模型,症状不仅是应对的目标,也是影响个体如何评价健康威胁的关键因素,症状的减弱有助于减轻健康威胁评价。本研究中围绝经期症状的识别是指是否将症状归咎于绝经引起,围绝经期妇女根据自己的经历或以往的社会交流及与疾病相关的文化知识等形成了自己对绝经期症状的认知。从结果来看,大多数人认为记忆减退(61.2%)和情绪波动(59.5%)是由绝经引起,而典型的绝经症状潮热却只有38.4%人认为是由绝经引起。这与Hunter等所做的调查结果有所不同,Hunter的研究中,症状识别率最高的症状依次为潮热和盗汗(65%)、月经不规则(51%)。说明文化背景对症状识别是有影响的,中国人一提起更年期就想到了脾气暴躁、爱发脾气等以情绪波动为主的刻板印象,似乎更年期就与这些挂钩了,所以,对于有59.5%的人认为情绪波动是由绝经引起的结果也并不奇怪。至于选记忆减退的人也很多,可能是她们基于自己的经历而这样认为,因为很多围绝经期妇女反映自己的记忆下降很多,大不如从前。而潮热盗汗和阴道症状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会被报道的更频繁,是因为妇女们知晓这些症状与绝经有关。她们获得过健康专业人员的教育,接触了文章、大量媒体,所以更可能识别这些症状就是预示着绝经的到来。而在中国,似乎很多妇女对潮热症状很陌生,有的人也许出现该症状,但并不能描述出来或根本不知道这是由绝经引起的,也没听说过这个词。本研究发现家庭关系、有无事件突发、痛经与否、有无绝经及绝经状态会影响妇女对绝经症状的识别,也验证了自我调节模型里提到的过去的自身经历会对认知有影响,如有事件突发的、有过痛经史的、已经绝经的或即将面临绝经的(围绝经期)会更多的将这些症状归因为绝经。
3.2围绝经期妇女对绝经结果的认知
根据自我修正模型,结果(后果)认知指的是疾病在多大程度上干扰日常活动,以及对疾病长期后果的预期。本研究里绝经结果认知是指绝经多大程度上影响自己的生活及看法。本研究发现大多数妇女对绝经认知的结果稍偏消极。对围绝经期妇女来说,家庭关系和有无事件突发相对于其他方面似乎显得尤其重要。争吵的家庭关系或有事件突发会使得她们的态度更消极,看待绝经更悲观,也许是因为家庭关系不和谐或有事件突发,对她们的情绪有影响,她们对任何事物都是消极的,所以看待绝经也是消极的态度。有研究发现,年龄较小的围绝经前期妇女会更多地对绝经持消极态度,也间接说明对绝经的经历会对绝经有影响,不过本研究结果没有发现绝经状态对绝经结果认知有影响。
3.3围绝经期妇女对时间的认知
根据自我修正模型,时间(即持续性)指的是对疾病延续时间的估计。
围绝经期可以持续1年~10年,平均4年~5年。
但很多妇女对此了解甚少,该维度均分几乎接近3(表示“不确定”)。不过本研究中对时间的感知也与家庭关系和有无事件突发有关,妇女在围绝经期很容易变得精神紧张,对外界不良因素敏感性增加,家庭关系的不和谐或事件突发易激发和加重心理症状,并加重她们的压力,且负性事件也是绝经症状的危险因素,之前有研究提到,压力会对妇女的认知有负面影响,也许这也会影响到她们对时间的认知。
3.4围绝经期妇女对绝经的应对的认知
根据自我调节模型,人们一旦形成自己的认知评价过程,就会决定如何应对症状。应对程序包括两种方式:问题解决行为,包括寻求医疗护理和自我护理的行为,以及进一步获取信息的行为;情绪反应方式,如由病痛或对疾病症状的解释产生的恐惧。本研究中,围绝经期妇女的应对认知也几近中立态度。也许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很多妇女将绝经看做是正常而无需解决的过程,因而较少考虑如何去应对。而比较分析发现,教育水平、职业、户口、收入、家庭关系、有无事件突发、是否绝经对妇女的绝经应对认知有影响。较高的学历意味着对绝经相关知识了解得越多,因而会更有信心应对绝经,但另一方面Cheng等则认为学历高的女性将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关于绝经的刻板不变的成见,反而会呈负面影响。农民职业相较于其他职业来说应对认知稍消极,说明农民对此了解甚少,对绝经的应对较缺乏信心。而收入高意味着会拥有更多资源和更有能力去关注自己的健康,因此收入较高的围绝经期妇女应对起来更有信心。家庭关系争吵的妇女缺乏家庭支持,因而会对绝经的应对认知比较消极,有事件突发的妇女,可能被突发事件缠绕而无暇顾及如何应对绝经。已绝经的妇女已经有了切身的不愉快的绝经症状相关经历,因而对绝经的应对缺乏信心。虽然本研究只是一个横断面研究,无法观察到队列效应,但似乎也说明绝经的经历对围绝经期妇女的绝经应对认知形成一个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效应。
综上所述,围绝经期妇女的认知较为复杂。大量研究表明围绝经期妇女的认知、态度、信仰和偏好受文化、教育背景、绝经症状、经济条件等因素影响,并且这些因素相互作用进而影响她们的症状及如何管理绝经症状[5,9,10]。目前欧美国家进行这方面的相关研究颇多。而国内这方面研究较为少见,因此,本研究可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宋莉,杨进刚,胡大一.冠心病患者的疾病解释[J].心血管病学进展,2008,29(3):378-3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