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启蒙运动中的仁爱与同情道德观探究(2)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初期，资本获得迅速积累，生产力得到大力发展，整个国民及社会的财富总量不断增加，这似乎预示着一个自由、文明、富裕社会的形成。与此同时，人们更加关注个人财富的增加和个人利益的实现，从而忽略了公共利益与共同善的追求。这将会导致社会道德滑坡以及公共责任感的缺失。被异化的劳动者沦为生产的工具，简单重复的劳作使得工人阶级智力衰退，愚昧无知。面对这一境况，亚当·斯密提出政府有职责要对大众，尤其是对穷人加强教育。1699 年，基督徒知识促进会发起慈善学校运动，30 年内有 1400 所慈善学校共招收了22000 名学生。这些学校被爱迪生和斯蒂尔称作“时代的光荣”,是“时代所产生的公共精神的伟大实例”〔1〕81.这也可视作是沙夫茨伯里及其追随者的潜在影响的延伸。虽然曼德维尔批评这些学校“对穷人有害”,因为让穷人去上学，不工作，实际上是鼓励懒散，而懒散将有助于增长恶行。对此，亚当·斯密批驳曼德维尔的观点才是“彻头彻尾的有害”.弗里德里克·默顿·艾登爵士在《穷人的状况》中赞成亚当·斯密对穷人施加教育的观点，他提出：接受教育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而言都是有利无害的，通过教育，穷人的孩子同样能成为国家栋梁。无论如何，教育穷人，不仅是为了让他们获得智识和谋生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培育他们的公共精神，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无疑是英国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公共感”的真实体现。
　　
　　二、仁爱与自由主义的发展。
　　
　　从沙夫茨伯里开始，道德哲学的焦点从 17 世纪的唯理论转向了对激情的关注。同样，也是从沙夫茨伯里那里，英国启蒙思想家逐渐明白，人的本性是由利己和利他这两大互竞的原则所指导。在这两大原则的引导下，人的本性表征为自爱与仁爱。当英国启蒙思想家提倡以仁爱之心，投身社会慈善事业和改革运动之时，是如何化解自爱与仁爱的冲突呢？
　　
　　（一）自爱与仁爱的张力关系。
　　
　　道德冲突，在英国启蒙思想家看来，都来源于利益。自爱与仁爱的冲突亦是如此。沙夫茨伯里引入“物种之利”的概念，成功地将美德与利益契合。沙夫茨伯里认为，每一个人都有“私有之善”和“自身利益”,它们自然地指向一个目标，利于达成这个目标的欲望或情感对他而言就是善的；反之则被视为恶的。这就是“物种之利”.此外，一个人使其自身成为善的同时，也对他人构成善，那么这种善，不仅使他成为一个对他人有用的人，同时对他自身而言也是一种善和利益。这样，美德与利益就有可能彼此契合。正是因为有了“物种之利”,当一个人趋向这种物种之利或共同本性的情感，就被认为是自然的、合宜的。由此可知，在沙夫茨伯里看来，自爱与仁爱是有可能趋于同一的。
　　
　　沙夫茨伯里进一步将这种情感分为三类，即“指向公众利益的自然情感”和“指向个人利益的自利情感”,还有一类是“非自然的情感”.第三种非自然的情感在沙夫茨伯里看来是“全然缺陷的”“完全不正常的情感”〔2〕185.前两种情感依据情感强度的不同来判定是为善或为恶。一般而言，“指向公众利益的自然情感”太弱或“指向个人利益的自利情感”太强，这两种情感都不能称之为善；而“指向公众利益的自然情感”太高或“指向个人利益的自利情感”太低，虽然通常被视作一种德行，但严格说来也是一种不完善，甚或是恶。显然，德行与节制有关。“哪怕是最自然的一类仁慈与爱，假如没有节制而超越了一定的程度，它无疑也会是有缺陷的。”〔2〕153正如溺爱是母爱过分的表达，柔弱是过分怜爱的结果，吝啬与怯懦则是对自存的过度关注。按照沙夫茨伯里的理解，自爱与仁爱之间没有优劣之分，二者只有达至一种平衡关系，才是真正的善，否则都是不完善。
　　
　　如何把握自爱与仁爱之间的张力关系呢？沙夫茨伯里运用了“系统”的眼光加以审视。沙夫茨伯里在讨论道德感时，几乎都是将个人融入社会整体中进行考察，在判断一个人的道德情感时，也没有脱离社会情感。在他看来，如果一种趋向自我利益的情感只有利于他的个别利益，但有悖于公共利益，这种情感就是有缺陷的情感。相反，如果这种趋向自我利益的情感，有助于增进公共利益，且让每个大众都能分享其利益，即使这种情感是非常自私的，它也不会被视为恶的。这种带有“公共感”的社会精神特质在 18世纪的英国慈善事业和改革运动中得以彰显。18 世纪，英国大约建立了一百多个民事社团和协会，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助那些不幸的人、被抛弃和被忽视的人。18 世纪的英国甚至被福音派作家汉娜·莫尔描述为“仁爱的时代”〔1〕74.
　　
　　在哈奇森的道德哲学中，仁爱是德行的基础。它是一种“本能”,它“先于理性而始于利益”,但又弱于自爱，它“驱使我们去发现自然之善和寻求他者的幸福”〔4〕137.可以看出，哈奇森将仁爱视为道德行为的动机。但是，仁爱是否能够成为道德行为的动机呢？对此霍布斯等曾提出，仁爱似乎更像是另一种微妙的、精明的自爱。对哈奇森而言，人们通常会不假思索地依据自身善来行动，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所以，仁爱与自爱并不矛盾。同哈奇森一样，巴特勒主教在谈到仁爱和自爱的关系时，也认为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两者分别构成公共情感和私人情感，都是人之本性。
　　
　　总而言之，仁爱不仅要符合个人利益，同时还要增进公共利益，只有这样才能被视作是善的；否则便是恶的。因而，只有拥有指向公共利益的仁爱，才能获得快乐，如果缺乏这些情感，则是不幸的。因此，德行是这样一种品质：它不仅给每一个个体带来幸福与快乐，与此同时还能增进社会和整个人类的福祉。正如沙夫茨伯里所言：“德行是所有卓越与美好情感中最主要和最令人愉悦的，它是人类事务的支柱与装饰，它支撑人类社会的存在，维持彼此之间的团结、友情与来往，家庭与国家都借助德行而发达和幸福，而缺乏德行的话，任何美好、出色、伟大和有价值的东西都会消失并走向毁灭。”〔2〕234这样，沙夫茨伯里向世人证明作为人之本性的“道德”是一种社会伦理。自爱与仁爱可以通过对公共利益的共同追求趋于同一，达至平衡。它们不是迥然有别的德行，而是共同增进人类福祉的品质。
　　
　　（二）基于道德情感的功利主义推动自由主义发展。
　　
　　虽然身处“仁爱的时代”,但是英国启蒙思想家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却从未放弃。18 世纪的英国仍然是个充满自由主义思想的国度。
　　
　　一方面，英国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的发展方式不同。法国启蒙运动与革命的政治运动密切相联，英国启蒙运动则基于自由主义的原则和基础确立政治方向。法国启蒙思想家将希望寄托于人类理性和对人性抱有美好幻想。与之相反，英国启蒙思想家，比如休谟与亚当·斯密继承哈奇森的仁爱思想，认为人是自私的动物，人依据自身善而行动。因此，在政治设计上，休谟主要基于人性自私的理念，更多地关注人的自爱。亚当·斯密则提出用“看不见的手”来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并使社会利益最大化。同时，休谟与亚当·斯密也都强调情感对道德的决定作用，而不是理性决定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