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 （公元133———192年）， 字伯喈， 陈留圉 （今河南省杞县） 人。 蔡邕不仅是汉末的书法家， 更是著名的文学家、 思想家、 音乐家。 蔡邕的先世， 并没有特别显赫的人物， 其家学渊源， 多少受一点黄老道家的影响。 范晔 《后汉书·蔡邕传》 云： “六世祖勋， 好黄老。” “父棱， 亦有清白行。” 但蔡邕的思想， 还是以正统的儒家成分居多。 他曾师事大儒胡广， 以及参与正定 《六经》 文字。 他反对当时的鸿都门书法， 也是站在儒家立场。
蔡邕在他的时代， 是最出色的文学家， 但却并不是最出色的书法家， 也不是最出色的书法理论家。 后世关于他的书法以及书论的传言附会甚多， 谬评、 误解也甚多。 西晋卫恒， 以其去蔡邕未远， 我以为他对蔡邕的评价应是真实可信的。 卫恒 《四体书势》 云： “邕善篆， 采曹喜之法， 为古今杂形。”
卫恒对蔡邕篆书， 却并无赞辞， 而且认为蔡邕的篆书 “精密闲理不如 （邯郸） 淳也。”篆书而外， 古人还记有蔡邕善隶书。 如传羊欣 《采古来能书人名》 云： “陈留蔡邕， 后汉左中郎将。 善篆、隶， 采斯、 喜之法， 真定 《宜父碑》 文犹传于世， 篆者师焉。”然而卫恒 《四体书势》 中所记汉末最擅长隶书的书法家是师宜官， 《四体书势》 云： “至灵帝好书， 时多能者， 以师宜官为最， 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 甚矜其能。”
魏武时， 又有梁鹄青出于蓝， 曹操以为胜过师宜官。 因此， 魏晋时学隶书、八分者又多以梁鹄及其弟子毛弘为法。 蔡邕的书法在当时及其稍后的魏晋时期均未产生什么影响， 也就是说， 汉末、 魏晋时期擅长篆、 隶书的著名书法家， 没有一个是蔡邕的弟子， 也未见东晋 “二王” 父子对蔡邕书法有何评论。 南朝宋虞龢 《论书表》 记录皇室收藏法书的情况， 其中也未见有蔡邕的书法。 而且蔡邕书法在北朝也没有什么影响， 北方士家大族的崔氏、 卢氏学钟、 卫书法， 却并不见有人学蔡邕书法。 这其实是蔡邕书法水平真实状况的反映， 因此我认为蔡邕不是汉末最出色的书法家。
要论到对蔡邕书法产生误解的根源， 可能就是范晔在 《后汉书·蔡邕传》 中这一段文字： “邕以经籍去圣久远， 文字多谬， 俗儒穿凿， 疑误后学。 熹平四年， 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 光禄大夫杨赐、 谏议大夫马日磾、 议郎张驯、 韩说、 太史令单飏等， 奏求正定 《六经》 文字。 灵帝许之， 邕乃自书丹于碑， 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 于是后儒晚学， 咸取正焉。 及碑始立， 其观视及摹写者， 车乘日千余辆， 填塞街陌。”
本传这样写， 有夸大蔡邕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之嫌。 《熹平石经》 乃多人所书， 而并非蔡邕一人所书。 黄伯思 《东观余论》、 洪适 《隶释》、 王昶 《金石萃编》、 马衡 《汉石经集成》 均已指出。 蔡邕等人在熹平四年（175年） 奏求正定 《六经》 文字， 获灵帝准许后展开工作， 但蔡邕于光和元年 （178年） 因上书陈灾变， 论朝政得失， 被流放朔方。 而 《熹平石经》 成于光和六年 （183年）， 因此， 蔡邕只是在前期参与其事。 然正定 《六经》 文字者， 必有一段时间作文字的正定工作， 起码要完成一部分， 定稿以后， 才能书碑上石。 可以想见， 即使蔡邕书碑， 也只能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事实上， 蔡邕只是立 《熹平石经》 的倡议者与前期参与者之一， 因此实际情形与 《后汉书·蔡邕传》 所述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的。 后人就此认为 “其观视及摹写者， 车乘日千余辆， 填塞街陌。” 是因为蔡邕的书法高超所致， 则失于偏颇。
但是， 当范晔的 《后汉书》 通行后， 蔡邕的书法声望便逐渐提升。 南朝梁庾肩吾 《书品》 中未将蔡邕的书法作出品鉴， 但袁昂 《古今书评》 评蔡邕书 “骨气洞达， 爽爽有神。”
这个评价， 甚至要高于对张芝、师宜官、 邯郸淳， 以及对 “二王” 的评价。 很明显， 这个评价将蔡邕书法提升到了一个比他的实际水平高得多的地位。从庾肩吾 《书品》 与袁昂 《古今书评》 比较来看， 前者显然更严谨， 而后者则较为随意， 对古代书家的评论多褒贬失据，比拟不伦。而唐张怀瓘 《书断》 则将蔡邕的八分、 飞白书俱入神品。 蔡邕书法的声望在这时达到了最高点。 甘中流先生认为蔡邕书法地位的提升 “与唐玄宗倡导八分古学有关，而群臣的追随与相关的附会又将历史上的蔡邕加以神话。”
是有一定道理的。于是后之好事者又多以桓、 灵间碑归于蔡邕名下。 如 《华山碑》、 《郙阁颂》、 《鲁峻碑》、 《夏承碑》、 《刘熊碑》 等等，其实都是毫无根据的。 启功先生已撰文指出其谬。又有好事者杜撰一套古人笔法传承系统， 在这一系统中， 蔡邕居重要地位。 唐张彦远 《法书要录》 卷一 《传授笔法人名》云： “蔡邕得笔法于神人， 传之崔瑗及女文姬， 文姬传钟繇。
钟繇传之卫夫人， 卫夫人传之王羲之， 王羲之传之王献之……”最属无稽。 还有人将八分书的创造权也归于蔡邕名下， 如假托其女蔡文姬云： “臣父割隶字八分取二分， 割李斯篆字二分取八分。”八分之名， 历来众说纷纭， 八分书因其波挑特出， 我以为当以张怀瓘 《书断》 所云 “渐若八字分散， 又名之为八分”为是。 但八分书在蔡邕出生前即已发展成熟， 如元初二年 （115年） 之 《子游残石》， 阳嘉二年 （133年） 之 《阳嘉残碑》， 甚至河北定县八角廊四十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宣帝时期的竹简书， 均为典型的八分书。 因此蔡邕创八分之说不能成立。
唐张怀瓘将飞白书的创造权也给了蔡邕。 对于此说， 我倒是无法作出反驳的意见， 当然， 也没有可靠的材料来证明这种说法的可信。 因此只能依陈说承认这种说法， 但飞白书法从来都不是书法的主流， 只能算作士人的一时游戏之作， 它倒更偏于工艺字， 书法史上还没有一位书法家是单凭飞白书而获得位置的。
在书法理论方面， 流传下来的蔡邕书论有存于卫恒 《四体书势》 一文中的 《篆书势》、 和存于欧阳询 《艺文类聚》 中的《笔赋》、 以及陈思 《书苑菁华》 中的 《九势》 和 《笔论》。 一般学者只认同 《篆书势》 和 《笔赋》 为蔡邕所作， 而认为《九势》 和 《笔论》 为后人伪托。 先唐书论研究专家张天弓先生曾作 《蔡邕 〈九势〉 考辩》 和 《蔡邕 〈笔论〉 考辩》，对两文进行辨伪。 又华人德先生 《中国书法史·两汉卷》 认为： “《笔论》 有： ‘书者， 散也， 欲书先散怀抱， 任情恣性， 然后书之。’ 汉人尚未有以书法抒发性情之观念……而《九势》 如 ‘藏锋， 点画出入之迹， 欲左先右， 至回左亦尔。’
‘疾势， 出于啄磔之中， 又在竖笔紧陮之内’ 云云， 皆为楷书之笔法， 故知二文皆为后人伪托蔡邕所作者。”
张、 华两位先生所言甚是， 我这里再略作补充。 我认为， 这两篇文字，有明显的玄学思想影响的痕迹， 而且是发展得相当成熟的玄学思想。 《笔论》、 《九势》 不光论及书法的精神，同时论及人与书法以及二者之间的自然融通。 《笔论》 中几多 “若” 字， 是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思想， 这正是玄学化的文艺思想， 只有在玄学理论体系建立起来之后， 才可能出现的。 书法家追求自然之道， 也是在玄学本体论产生以后， 才可能有的。 《九势》 和 《笔论》 两文， 连取材很宽泛的明张溥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蔡邕集》 和清严可均 《全汉文》 都不收， 其出于后世伪托自不待言。 近年来有不少书论文章不加辨别， 以 《九势》和 《笔论》 中内容而论蔡邕的书法思想及理论贡献， 岂非郢书燕说。
蔡邕的 《笔赋》 一文， 并未言及用笔等有关书法技法的内容， 而大谈 “书乾坤之阴阳， 赞三皇之洪勋， 叙五帝之休德， 扬荡荡之典文。”等等， 宣扬笔的社会、 政治功效， 正是儒家的一贯立场。 其末云： “上刚下柔，乾坤之正也， 新故代谢， 四时之次也， 圆和正直， 规矩之极也， 玄首黄管， 天地之色也。”
也是源于 《周易》 的思想， 但属旧调重弹， 并无多少新鲜的内容。 因此张天弓先生认为它只是一篇普通的辞赋， 并不算一篇书论文章。蔡邕的 《篆书势》， 内容与崔瑗的 《草书势》 大同小异， 其基本思想并没有超出崔瑗的范围。 其中有 “巧妙入神” 一句， 但此处的 “神”， 与先秦 “神乎其技” 的神， 是一个意思， 只是对技法的赞叹， 并不反映人的精神，不是后来东晋南朝作为审美概念的神采的 “神”。
总的看来， 蔡邕的 《篆书势》 和 《笔赋》， 于书法理论贡献殊少， 都写得普通平常， 远不及他的很多文学作品，所以我认为他也算不上出色的书法理论家。
最后， 我想讨论一下蔡邕的思想。 前面说， 蔡邕的先世， 多少有一点黄老道家思想， 但蔡邕还是儒家思想的成分居多。 他所处的东汉末年， 儒学已呈衰落之势， 道家思想重新活跃起来。 这时， 新起的清议之风， 人物品鉴之风对蔡邕是深有影响的。 比如他对陈寔、 李膺两人的品鉴， 可以反映出他是汉末清议的参与者。 《世说新语·品藻》 第一条云： “汝南陈仲举、 颍川李元礼二人， 共论其功德， 不能定先后。 蔡伯喈评之曰： ‘陈仲举强于犯上， 李元礼严于摄下， 犯上难， 摄下易。’ 仲举遂在 ‘三君’ 之下， 元礼居 ‘八俊’ 之上。”
蔡邕作有 《弹棋赋》、 《弹琴赋》 等辞赋， 娱乐、 游戏化色彩很浓， 又作有 《青衣赋》、 《协初赋》、 《协和婚赋》、 《检逸赋》 等， 抒发男女相思之情， 描写男欢女爱。 可见他受新思想的影响很大， 并不是一个迂腐的儒家。
蔡邕还曾给许多人写过碑文， 流传至今的尚有五十余篇。 作碑铭文就不可避免地要给人作评定， 特别是他给当时名气很大的郭泰 （字林宗） 写过碑文， 而郭泰正是玄学兴起的关键人物。 陈寅恪先生所谓 “抽象玄理之讨论， 启自郭林宗， 而成于阮嗣宗。”
而且蔡邕曾说： “吾为碑铭多矣， 皆有惭德， 唯郭有道无愧色耳。”说明他对郭泰的思想是很了解的。
蔡邕后来流徙到江南， 见到了王充的 《论衡》 一书， 对他的影响也很大。 袁山松 《后汉书·王充传》 谓： “充所作 《论衡》， 中土未有传者， 蔡邕入吴始得之， 恒秘玩以为谈助。”《太平御览》 卷六零二引葛洪 《抱朴子》 云： “王充作 《论衡》， 北方都未有得之者， 蔡伯喈尝到江东， 得之， 叹其文高， 度越诸子。 及还中国，诸儒觉其谈论更远……”
“谈助”、 “谈论更远” 云云， 再次说明蔡邕是汉末清议的参与者。 但是， 由于老、 庄道家思想刚刚重新兴起， 加以蔡邕的儒学修养颇深， 注定了他尚不能为后来的玄学思想的建立作出多大的贡献。 但颇可注意的是他与新兴思想的几个关键人物的关系， 比如上面提到的郭泰， 是玄学兴起的一个重要人物。 蔡邕对后来成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甚为器重。 陈寿 《三国志·王粲传》 云： “献帝西迁， 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 时邕才学显著， 贵重朝臣， 常车骑填巷， 宾客盈坐。 闻粲在门， 倒履迎之。 粲至， 年既幼弱， 容状短小， 一坐尽惊。 邕曰： ‘此王公孙也， 有异才， 吾不如也， 吾家书籍文章， 尽当与之’。”
王粲后来得到了蔡邕的藏书。 据西晋张华 《博物志》 卷六： “蔡邕有书万卷， 汉末年载数车与王粲， 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 粲子与焉。 既被诛， 邕所与粲书， 悉入粲族子业， 字长绪， 即正宗父，正宗即辅嗣兄也。 ”看来蔡邕的藏书后来为王弼所读， 而王弼 （字辅嗣） 是正始玄学的重要人物， 正是他， 初步建立起了玄学思想的理论体系。 王弼之学， 与他所看到的蔡邕遗留下来的这批藏书， 当有很大的关系。
蔡邕与建安文人曹操、 孔融、 阮瑨、 路粹的关系也颇为深厚。 曹操与蔡邕是故交。 《太平御览》 卷八零六引曹丕 《蔡伯喈女赋序》 云： “家公与蔡伯喈有管、 鲍之好。”范晔 《后汉书·董祀妻传》 亦云： “曹操素与邕善， 痛其无嗣， 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 而重嫁于祀。”又据范晔 《后汉书·孔融传》 载： “（融） 与蔡邕素善， 邕卒后， 有虎贲士貌类于邕， 融每酒酣， 引与同坐， 曰： ‘虽无老成人， 且有典刑’。”
又陈寿 《三国志·王卫二刘传》 记载阮瑨 “少受学于蔡邕。”
蔡邕死后， 阮瑨为之立庙。 阮瑨正是竹林玄学的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之父。 裴松之注引 《典略》 称路粹亦 “少学于蔡邕”，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蔡邕在汉末魏晋时期在文学、思想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 魏晋时期最有名的思想家、 文学家， 都与蔡邕有着一定的联系， 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蔡邕的影响。 而蔡邕本人， 可能由于他少年、 青年时期所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 所以在他晚年虽然接触到一些新思想， 但要他作一个新思想的开拓者， 恐怕也是不现实的。 但他所结识、 欣赏的青年一代学子， 却为魏晋玄学新思想的创建与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总的看来， 蔡邕是魏晋玄学思想理论体系创立之前一个关键人物， 其虽参与汉末清议， 但于玄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创立并无直接参与， 其书论当然亦不可能受玄学思想所影响。 相比于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 他的书法与书论却显得有些逊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