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林语堂生活美学思想的孕育:中西合璧的学养与现实生活的积淀
中国现代作家林语堂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中西合璧的色彩，"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道出了他的创作初衷和风格特点。由此可见，林语堂的生活美学思想的形成有其复杂丰富的历史渊源。如同一粒种子的生长离不开空气、土壤、阳光和水分等条件一样，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也一定有其背景，因此，本章意在探讨林语堂生活美学思想形成的社会语境和思想文化因素。
2.1 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借鉴汲取。
纵观 20 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可以发现作为先验的理论预设而发挥作用的总是西方话语。深厚的西方思想文化背景和中西文化的有机融合，成为林语堂建构其生活美学观念的独特观点。西方的近代文学以及表现派理论成为林语堂生活美学思想的审美参考，受到欧洲浪漫主义美学思潮的浸润，兼容基督教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林语堂继承袁氏三兄弟、李渔、袁枚、金圣叹等中国文人的文学观念，同时吸收克罗齐、斯宾加恩、梅瑞狄斯等西方作家的艺术理论精髓，形成了具有表现主义审美性的现代散文理论体系。本章将从表现主义美学理论、欧洲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和基督教信仰等方面深入探讨西方文化对林语堂生活美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2.1.1 西方表现主义美学理论的影响："表现即艺术".
西方现代美学存在许多流派，以克罗齐和斯宾加恩为代表的表现主义是其中的重要流派。富于想象力以及个人情感的直觉表现是其主要观点。艺术具有主观性与精神性的特征。克罗齐认为艺术绝对不是功利性的，进而提出"美即表现"的观点，他推崇艺术要有独立自主性。林语堂因受表现主义美学的影响，曾在《<新的批评>序言》中提到"我们必须明白一切的作品，是由个性表现出来的，少了个性千变万化的冲动，是不会有美术的。"在哈佛留学的那个阶段，林语堂逐渐接受了克罗齐"艺术是个性的表现"的观点。而在 20 世纪初叶，斯宾加恩在他的一次名为演讲中，将"新批评"作为其内核，力求在"艺术是个性的表现"的基础上重构美国的文学批评，反对以道德观来衡量，认为应对批评文艺作品本身进行再创造。
事实上，林语堂对晚明性灵文学的兴趣和提倡幽默闲适小品文的根源正是建立在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和斯宾加恩的表现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基础上的，因为他在性灵中找到了个性。遵循这样的逻辑，沟通性灵文学和表现主义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克罗齐是斯宾加恩的表现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主要来源，然而，林语堂接受表现主义是从斯宾加恩入手的。在林语堂看来，斯宾加恩首先认为无论哪一派都视文学为经验表现、情感表现，也可能是外界表现，或性灵表现，但是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它都是一种表现的艺术。其次，斯宾加恩认为文学宗旨就是表现，是无功利性的；再次，他认为文学批评应当面向作品本身，承认艺术是表现并且了解其所要表现的对象是什么。林语堂基本接受了斯宾加恩的艺术无功利性主张，注重强调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功利的区分。30 年代初，林语堂借鉴吸收斯宾加恩原着的某些观点编译出版了《新的批评》一书，在文中对表现主义进行高度称赞，认为表现派能攫住文学创造的神秘。但林语堂对此还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文学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认识人生。尽管他较多注重的是日常生活琐事，但这种说法，实际还是保留了文学"为人生"的痕迹。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林语堂反对一切有碍于表达个性自由的文学规范。
表现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艺术观点，林语堂对其倍加推崇。《旧文法之推翻与新文法之建造》是其重要代表作，他在其中谈到："世界一切美术，都是表现，而表现能力为一切美术的标准，文学艺术的好与坏以其表现能力为评判标准。
能表达作者意思的就是好的文艺作品，反之亦然。"需要指出的是：林语堂的表现主义观其实并不完全等同于克罗齐的理论。除了对克罗齐"艺术即表现"的发挥外，林语堂忽视了克氏理论中关于"直觉说"和其阐释的艺术与功利道德依赖关系。林语堂通过对"艺术即表现"理论的创造性发挥，衍生出一种观点，即"表现即艺术".
在引申"表现即艺术"时，林语堂强调，现实生活中的事物时刻都在创造，任何心灵的表现都是艺术活动。
这一发挥无论在当时还是当下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它肯定了生活本身就是艺术的前提。这不是克罗齐提出的，而是来源于欧洲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事实上，正是浪漫主义化的表现主义美学观念，为林语堂的生活美学思想的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石。
2.1.2 欧洲浪漫主义美学思潮的浸润："情感表现说".
林语堂出生于中国福建南部乡村的一个牧师家庭，父母二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淳朴的民风和良好的家庭氛围是林语堂留学时钟爱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重要原因。表现主义美学是他在哈佛上大学时触及到的。来到德国莱比锡大学，他选修经典科目"后期浪漫主义"则是因为受到歌德、海涅等的浪漫主义熏陶。
浪漫主义的美学批判实际上是 20 世纪审美现代性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前奏，它对古典主义持一种反对态度，将艺术的目的定义为审美愉悦，主张张扬个性，抒发感情，提倡自由，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情感表现说"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其主张艺术应是情感直接外化的结果。浪漫主义作家提倡抒发情感，认为艺术才是情感的表现，需把情感放在艺术表现的首位。这一时期浪漫主义占据了林语堂的内心，并对他回国后的文艺创作形成了重要影响。
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从追求个性自由的目的方面来说，它们都注重内在情感的抒发以及主观精神的表达。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认为现实世界是从人类主观心灵中产生的，在人类心灵世界的最低层次是直觉。心灵通过直觉方式来捕获并具象情感，直觉是美学和艺术活动的研究与表现领域。与浪漫主义的"情感表现说"不同的是，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推崇的是情感酝酿、情感具体为意象的过程，其目是去表现直觉。克罗齐认为，一切的艺术过程都是心灵本身的表现及直觉的表现。
回国之后，社会大环境和自身思想的动摇，林语堂所怀有的文化启蒙思想和投身社会变革的希望趋于淡化。在潜心创作中，他一方面接受了表现主义美学艺术纯粹性和无功利的主张，另一方面又深受浪漫主义情感表现说的浸染，最终林语堂对表现主义与浪漫主义学说进行了合理性调配。
林语堂虽然推崇浪漫主义，但最终并没有发展出浪漫主义的美学观念，主要是因为他将生活艺术化。相比较于浪漫主义的"情感表现"说与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前者似乎与林语堂的思想更为接近，但是，林语堂并没有放弃表现主义的理论主张。具体来说，第一，他接受了表现主义提倡的艺术无功利性观点，并将这些理论应用到"论语"时期的创作。第二，表现主义认为艺术欣赏与创造都不能离开直觉，对反对统一的批评标准，艺术欣赏与艺术创造是辩证统一的。欣赏里有创造的成分，创造也离不开欣赏的眼光。文学批评是基于文艺作品本身的艺术再创造，不存在统一的文学批评标准。总之，我们认为，林语堂对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潮进行了合理改造，并吸两种思潮的有益成分，并创造性地应用于性灵文学主张之中。
2.1.3 基督教文化的耳濡目染：人道主义的情怀。
林语堂的一生与基督教有着不解之缘。他的父亲林至诚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崇拜西方文化，林语堂最早受到的教育正是父亲所传授的基督教文化。林语堂生长的家庭有两个特点，一是家人们都能和睦融洽地相处，生活美满幸福；二是西方文化色彩大大浓于中国本土文化色彩。这些都对林语堂人格的形成起着巨大作用。可以说，林语堂从小就生活在基督教的氛围之中，这种基督教文化影响了他的一生。他直接受到基督教爱人、体贴人、乐于助人的感染，所以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林语堂都能与之保持和谐亲密的关系。林语堂在晚年回忆对他影响最大的方面是家父和亲情似海的基督教家庭，乡土文化、基督教文化通过家庭亲人对他产生熏陶。父亲林至诚正是集中西两种文化于一身，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
闽南民众有患难与共、和衷共济的乡风，一家有难，多家相助，这是乡土文化中一种可贵的风气，与宗教中包含着人道主义的积极因素也是相通的。林至诚深深地汲取了这种文化，并与基督教的教义相融合，在村中热心公益，帮助村民排忧解难。
他自己生活清贫，无力从经济上助人，便用公正帮人们调解民事纠纷，在村中颇有威望。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对幼年的林语堂有深刻影响，以至于后来他成为一个人道主义者，可知幼年时代就埋下根苗。
不仅林语堂的父母信仰基督教，就连他的妻子廖翠凤、前女友陈锦端以及陈锦端的父亲陈天恩也都信奉基督教，这对林语堂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陈天恩是厦门的名流，醉心于基督教，他当初反对陈锦端与林语堂的婚姻的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嫌弃林语堂家贫，难以配上自己的掌上明珠，第二个原因就是他听说林语堂不笃信基督教，从而判定林语堂靠不住。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对基督教更是痴迷，她一生都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在留学美国期间，林语堂对基督教大放厥词，廖翠凤为此担心不已。林语堂说自己不相信耶稣是童女生的，怀疑《圣经》的基督教义，并质疑上帝的权威。他认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只要心能见美而喜，能为公正慈爱所感，这样就够了。廖翠凤争辩不过他，也就不再管这件事了。然而，到了晚年的林语堂，又回归基督教，这与其妻子有很大的关系。而促使林语堂重新回归基督教的是两件事，一件事是他在听了大卫·利达博士的一篇证道词后，心中顿觉一种忧虑皆无的轻松；而另外一件事是 20 世纪初，林语堂小的时候曾在厦门认识了一位传教士，50 多年之后，当他们再次在新泽西州相遇时，传教士已是九十四岁的老妇人了，而令林语堂意想不到的是，老人居然还能认出他，并准确地叫出他的乳名来。由于这两件事的触动，林语堂才真正地感受到基督教的精神之所在。
但是，即便是这两件事直接促使林语堂回归了基督教，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妻子，更准确地说，是他妻子对于基督教的那种虔诚与奉之不渝的精神。此外，廖家的西化式生活对林语堂也不无影响，岳父廖悦发家位于厦门鼓浪屿漳州路的一处花园洋房，廖翠凤的哥哥嫂子的生活方式也都是西方化的，这种西化式的生活直接影响了林语堂，而这在现代作家中是并不多见的。
中国现代作家中，有很多人都曾与基督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如冰心、老舍等人，甚至老舍还曾经做过教会的主持，但却很少有如林语堂一般的作家，其家人亲属多是虔诚的基督徒。在他的家庭里，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交融，虽然驳杂却显得那么和谐，别具一番趣味。这一点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
2.2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融会贯通。
对于林语堂来说，为其提倡的"性灵小品文"奠定坚实理论基础的，无疑是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然而作为一位热爱祖国和故乡的现代作家，虽然从小接受了更多的西式教育，但是林语堂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借鉴，他努力从中国传统中发现现代，汲取传统文化中合理近情的理论精华，对儒释道的思想精神都进行过深入研究，他认为儒家的精神本质是一种人文主义，是近情入理的。
他也受到老庄自然主义天道观的影响，同时推崇"公安三袁"的古典性灵说，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重视文学创作的本真与自然之美，注重小品文的趣味性，在娓语闲谈式的叙述中融入传统文学的精髓。
2.2.1 儒道哲学的杂糅：中庸与智慧。
林语堂对先秦诸子做过广泛研究。对于儒家思想，他能够辩证地看待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充分肯定其中合理的部分，并且看到了吃人性质的礼教是孔儒学说被统治者利用发展的结果，跟孔子初创时的学说有很大不同。作为人，林语堂喜欢的是人情化的孔子，所厌恶的是偶像化的孔子。林语堂常常把儒学与其他派别进行比较，他认为"儒家不同于基督教，它是脚踏实地的学说，是有关尘世生活的学说。耶稣是神秘主义者，孔子是实证主义者；耶稣是博爱主义者，孔子是人本主义者。"儒、释、道被视作统治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三种宗教，释，即释迦牟尼，泛指佛教。林语堂拿来比较最多的便是儒家与道家，或者说儒教与道教。《中国人》中强调孔教的人生观是积极的，道教的人生观是消极的。儒家学说宣扬礼教和社会等级，而道教主张返归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相比较而言，林语堂更看重道家思想对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意义，道家精神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哲学，贯彻在生活的各个角落，关系到家庭生活的欢乐和社会诸种关系的和睦。从古到今，以中国人的眼光看来，享受淳朴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欢乐和社会关系和睦，是人生的真谛所在。从道家的哲学里，林语堂获得了灵感，提倡一种快乐的人生哲学。他认为热诚的悠闲的无恐惧的人是最合乎享受人生的理想人物，这样的人应具有三种美德：情、智、勇，同时要摆脱名、权、利的纠缠，才能真正地享受人生。将孔孟积极的人生观念与老子圆滑和顺的观念协调成一种中庸的哲学，这种中庸哲学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宗教。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儒道互补。对于这一点，林语堂曾多次提到过，并毫无避讳地对道家倾注了更多的热爱，这也直接使得研究者甚至是他本人都认为，他是属于道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便一直居于正统地位，而道家则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即便如此，在中国文化中儒道并行的传统还是绵延至今。文人们常常在得意时，表现出儒家追求功名、兼济天下的思想，而在失意时却向道家去寻求精神慰藉。30 年代里，在那样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中，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林语堂及以他为代表的论语派作家，大都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虽然这种自我边缘化既是自愿也是不愿，但我们应当看到，其中也有着对于主流的抗争。林语堂之所以提倡写性灵闲适的小品文，原因之一是小品文是言志的，文章是载道的。所以，在小品文创作上，林语堂强调"性灵""闲适"这两个植根于道家思想的重要概念，身处江湖之远的老庄和晚明文人自然能与之产生共鸣。在对小品文的模仿和鉴赏中，论语派作家们在不知不觉中与那些文人们的心境达到了契合。
林语堂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时所选择的主要是道家和儒家，虽然儒道两家所主张的乐感在精神上是有很大差别的，但是儒道两家也有着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对现世生命的追求。道家讲究在这个世界之内的超脱。韦伯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用"祛魅"来描述，祛魅后的世界只剩下了此岸世界，而此岸感是现代人最基本的生存感受。生活在现代的人确定了对人生的此岸感，将生活的取向挪移到了此岸。作为对此点的论述，林语堂提出了"中国的人文主义"这一说法，他在表述中认同现世的生活，肯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一观点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并且与西方现代性理论在某些方面也有一些契合。
2.2.2 公安"三袁"的熏陶：性灵说。
刘勰《文心雕龙》中第一次提出"性灵"一词，其在《原道》篇中云："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刘勰所指的"性灵"主要是就人的性情，也就是情感活动而言的，而且是对于广义的文来说的。明朝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他们在继承了"童心说"、"至情论"等文学观点的基础上，融合了某些禅学的元素，主张创作"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借此反对前后七子蹈袭拟古的恶劣风气，正是在这个时候，"性灵"才真正演变为一种美学观、文学批评观。此后，竟陵派发展了"性灵说",虽然对于公安派之俚俗有所纠正，但又存在着"幽深孤峭"的缺陷。而真正将"性灵说"推到顶峰，将其作为反传统、反复古、反道学的理论武器的则是袁枚，袁枚建构起了一套以"性灵"作为诗学核心的理论体系。对于"性灵",林语堂曾在其着作《论性灵》中表述："人谓性灵是什么？我曰不知。"然而他却十分推崇"公安派"和"竟陵派"的行为主张和精神境界。林语堂从这些作家中，了悟一种不仅主真，而且闲适、亲切的文学观，并将其归结为"近情"这一美学观，这种文学观近人情、近人性，充满了趣味，并且认为"近情"是中国贡献给西方的一件最好的礼物。
毫无疑问地，公安"三袁"中袁中郎是对林语堂的"性灵说"有重大影响的。
他曾在《论幽默》《论性灵》等多部着作篇章中提及袁中郎，并推其为"性灵文学"之正宗就在于他。公安"三袁"提出性灵学说，他们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这一倾向和西方浪漫主义反对新古典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林语堂推崇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在《近代散文钞》等文章可以看得出来。
林语堂受袁氏三兄弟之"性灵说"的影响颇为深刻，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文学必须求"真",文章创作是自然天性的流露，应该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性情，"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在文章《笑》中，林语堂十分欣赏袁宏道之如实地表现自己的性情。二是写文章应该不拘文理法度，自然地抒发自己的感情。受三袁的影响，林语堂认为如果写文章时拘泥于文法，跳不出格套，就会制约自己感情的表现，写出的文章便没有了灵性，必须反对模仿他人的创作并反对一切文学技巧的框架，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章。三是好的文章需要长期的酝酿。在林语堂看来作家创作文章就如同妇女生育孩子，必须先受精直到怀胎十月肚痛难忍方可产下子女。好的文章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细心地琢磨，仔细地推敲，长期的酝酿。只有等到一切澄澈明了时，才能创作出"卓大坚实"的作品。同时，林语堂非常重视性灵在文章酝酿时的作用，认为写文章首先要从超脱性灵参透道理开始。如果不注重对性灵的培养，就会对世间之事不甚明了，也就无法写出意境高远、主旨高深的文章。四是写文章需要心领神会。林语堂十分看重"会心之顷".公安派认为文学创作应该尽可能平实淡远如袁小修即强调"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林语堂受此影响，提倡文章要平淡，但是会心之语则"似俚语而深长，似平凡而闲适，似索然而实冲淡",而此类文章其他的人读到之后也会产生同样的感悟，了解其中的趣味，这就是会心之顷。总之，林语堂的小品文可以说是平实质朴的典型代表。
2.3 生活背景的滋养与感召。
林语堂生活的时代正值中国近现代战火纷飞的时期，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打开了封建中国的思想大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各种文艺思想纷纷涌入，中国的文艺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现象。林语堂出生的福建省背靠中国大陆，面向海峡，商品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故乡的山水与童年的美好记忆、海外的留学经历都给林语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为林语堂的文学创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2.3.1 时代环境：身逢乱世中的文化反思。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惨败，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给日本，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外国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和鸦片撞开了中国的大门。国内，夜郎自大，盲目排外，崇洋媚外。林语堂随着诸多变乱成长：义和拳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百日维新"变法，更有买办与军阀的粉墨登场。国内经济上，商品竞争倾轧小农生产模式，当西方工业文明开始挤占中国农业文明的生存空间，当鸦片战争将中国带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面对着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激烈碰撞，中国的文化保守派与文化开放派可谓针锋相对。中国的文化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现象，一直以天朝上榜自居的封建士大夫阶层开始开眼看世界。然而，西洋人和东洋人打肿了"东亚病夫"的脸，也惊醒了睡梦中的国人。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发生了从炮舰到制度再到社会意识的转变。骄傲自负的中国人开始睡不着觉，"救国"与"启蒙"成为热议话题，改革势在必行。从鸦片战争开始，封建士大夫，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相继登场，觉醒的中国人一直在苦苦探寻中国的出路。虽然失败多余成功，但他们从未放弃过努力。
恰逢乱世，林语堂也无可避免地作出自己的价值抉择。显然，林语堂是幸运的，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构筑其思想的大楼。李正仁认为《剪拂集》显示了这一次时期林语堂对尼采超人哲学的膜拜，贬斥老庄的哲学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呼吁民众从麻木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不耽于行动。虽然林语堂在行动中较少成效，但他一直致力于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思的道路。《机器与精神》阐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欧美工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驳斥中国人注重精神而轻视物质的做法，对于封建卫道士的复古之说不以为然。由于林语堂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陷入异教文明的广博精妙之中，在新的历史时刻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林语堂以克罗齐的表现说为基础对中国文化进行改造，通过"终止判断"的方式将宇宙与个体生命融入其中，二者相互交融，亦中亦西，亦孔亦耶。
林语堂的《中国人》一文文学色彩浓厚，它全面细致地梳理了中国的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在对国人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条分缕析之中，林语堂一方面揭露了民众的精神愚昧，另一方面又流露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叹。总而言之，林语堂认为中西方思想文化各有不足之处，应该同时改进，相互弥合，才能不断进步。西方文化主张进取创新但智慧不足，虽具有科学精神但缺乏审美精神；中国文化主谦逊恭敬，但显得虚弱踟蹰。若要使人类文化朝着健康方向发展，必须将中西方思想文化的精髓杂糅在一起才能起到启蒙的作用。中西合璧的启蒙精神将为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提供一种可参照模式。
2.3.2 地域文化：闽籍学者的开放与博学。
20 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各种困扰，西方列强侵略带给中国的深刻创伤以及封建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观念都阻碍和滞留了中国发展，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激发了中国现代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热情和勇气。他们以现代西方为范本，自觉地开展实践着从技术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现代性追求。鸦片战争后，福建省的商业加速发展，出现了许多闽籍商人和华侨。商业的发达必然带动各地、各国人员的交流往来以及融合互利，外国传教士势力也在中国不断发展，尤其以基督教最为受到人们的重视，传教士来华之后与当地人积极合作，他们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促进了双方的交流与沟通。在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上也起到了桥梁作用，除了经济建设方面，华侨对中西文化交流也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们将闽文化精神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也将世界各国的文化精神带回了福建。
二三十年代，林纾、严复等人的到来使福建成为翻译界人士聚集的圣地。林语堂也是其中之一，如果没有中西文化相交融的大环境，没有翻译名家的影响，福建不可能出现如此多的优秀文人。在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中，林语堂逐渐地成长。先是在信奉基督教的家庭中出生，接着又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可以说，林语堂与西方文化有着不解之缘。
正值五四运动的 1919 年，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林语堂远赴重洋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学位。在哈佛，除了在图书馆自己看书之外，林语堂还要在白璧德和布利斯·皮瑞等教授的指导下研读歌德莎士比亚等名家名品。他的硕士论文《批评论文中语汇的改变》受到好评。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林语堂又在导师的推荐下来到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那段时间，除了研读《汉学师承记》、《皇清经解》等古文之外，林语堂还深入分析了高邮王氏父子、段玉裁、顾炎武等人的着作。
最终，林语堂以《古代中国语音学》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可以说，在欧美旅居求学的岁月里，研究中国学问为林语堂之后的研究和创作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国之后，林语堂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因而可以这样说，林语堂是在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度过了 1923 年到 1936 年这十多年时间。而究之于中国文化方面来说，林语堂阅读大量中国古籍，他倡导小品文，他对《桃花扇》爱不释手，对《浮生六记》更是不忍掩卷。林语堂在讲授英文和外国文学课程之外还编辑了《开明英文文法》和《开明英文讲义》等书籍。与萧伯纳和赛珍珠的接触培养了林语堂的幽默感和英文水平。可以说，林语堂从未远离过西方文化。
纵观林语堂的一生，足迹遍布世界各国，他对美、英、法、日、韩、德及南美等国都有林语堂游历过美、英、法、日、韩、德及南美等国，他或者短暂旅行或者长久定居，自身的游历培养出他对异域文化的喜爱，因为中国的文明更悠久优美，并告诫女儿们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生于中国长于华夏的林语堂虽然身处异域，漂泊他乡，却一直与祖国心脉相连。他知道即便自己游遍四方，也难以割舍对闽南山水的眷恋。即使喝着咖啡吃着汉堡，他永远惦念着家乡的大碗茶、葱油饼。
林语堂作为一位有着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的学者，在中西文化之间穿行中，并没有顾此失彼，陷入一元化的思维定势之中。
2.3.3 家乡意象：山地人生的自然与温馨。
林语堂每次回忆起自己故乡的时候，充塞在心灵深处的总是无限的眷恋和深沉的热爱。《八十自叙》第二章说："我生在福建南部沿海山区之陇西县坂仔村。童年之早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是山景，二是家父，那位使人无法忍受的理想家，三是严格的基督教家庭。"这是林语堂的夫子之道，同样的话他在自己的文集中说过多次。林语堂口中的"山景"就是他童年时代所处的自然环境，他认为自然环境对个体的成长有巨大的影响。他对家乡的自然环境充满感激，林语堂对故乡之山的描绘十分优美："坂仔村位于肥沃的山谷之中，四周皆山。虽有急流激湍，但浅而不深，不能行船，有之，即仅浅底小舟而已。童年时，每年到斜溪和鼓浪屿的情形，令人毕生难忘。"林语堂的家乡坂仔村四周都是山峦，花山溪穿过村庄流往小溪。林语堂在自传中多次回忆儿时故乡的山清水秀，这一美好的童年记忆已经永久地定格在作家脑海中，直到晚年仍未消退。这些都表明个体幼年时的性格特征与自然环境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林语堂于山景之中体悟出自由洒脱、超然物外的处世之道。后来林语堂多次把他自己的人生观称为"山地人生观",表明家乡的山景在林语堂的思想境界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童年留给作家的是美好的回忆和深刻的影响，故乡的山水草木也以其自然美让作者感到了极大的乐趣。马星野在《贺林语堂先生八十大寿》中曾这样评价林语堂，认为林语堂如同中国古代那些热爱大自然的诗人一样，真诚地与自然融为一体，林语堂对自然和人生的热爱使他厌倦官场政治的虚伪繁琐，在思想和精神上保持一种超然物外的乐观与潇洒，他最推崇的便是苏轼纵情山水、与清风明月作伴那份纯然洒脱。故乡的山景是一种神奇的物质，浸染于深山秀水之中，林语堂渐渐体悟到做人需要平淡超脱，处世需要超然物外，为文需要宁静致远。
林语堂鄙视官场社会中那些伪善势利之人，追求的是健全简朴的人生。林语堂的故乡在山里，坚韧的山文化养育了林语堂形成了他温和从容的性格。
每次说到自己的父亲，林语堂总是带着一种敬意。在林语堂眼里，父亲对穷乡亲有深厚的感情，村民之间有纠纷他去调解，乡亲们打官司他主动当律师，村民生活中大小事务他都去帮忙，还善于为单身男女保媒。在家里，他对子女既亲切和蔼，又要求严格。林至诚又是一个理想家。他让儿子都接受良好的教育上大学。对于西方的一切东西都充满了热情，决定让自己的儿子都学习英文和接受西洋教育。他变卖了房子供儿子到上海读大学，这足以显示出他的远大眼光。林氏兄弟能够成名成才，完全是靠了父亲的远大理想和坚毅不屈的努力。在家里，除了父亲之外，对林语堂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二姐。二姐大他四岁，是林语堂的好伙伴，两人感情亲密。
二姐在学校学习很刻苦，并且成绩十分优异，她渴望走出大山读大学，但是二姐上完中学，便由父亲做主把她许配了人家。临出嫁的那一天，二姐含泪给了林语堂四毛钱，告诉林语堂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林语堂为之深受感动，姐姐的话重重烙在了他的心上，这份童年记忆直到林语堂晚年每次回忆起来都热泪盈眶，历历在目。
